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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器形均瘦长。纹饰中刻划纹占的比例较大，而部分陶器底部有叶脉纹也是其共同特征。宋世坤：《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184页。对于大石墓文化的主人，学界普遍认为均属于濮人，但对这儿濮人的族属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濮人即今天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之先民〔6〕(P72～78)，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濮人即当时的邛都，后世一部分僚人的先民〔1〕。我们认为后者的观点更接近于历史。这也可以从民族志的资料得到印证。现凉山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彝族认为大石墓是“濮苏乌乌”的石头房子，而非其祖先所留。据称，彝族的祖先进入凉山时，是以畜牧为主，而“濮苏乌乌”早已定居于此，经营农业。以后彝族战胜了“濮苏乌乌”，并占有其地。这一传说与贵州可乐地区彝族对夜郎文化墓葬的传说惊人地相似。正因为古代彝族的先民和濮族有一段相处和斗争的历史，所以甚至在彝族的成语中也留下了痕迹。彝族形容事情混乱为“濮合诺合孜”，直译为“濮话彝话混杂不清”，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关系的存在。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童恩正：《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同见蒙默：《为僚说（下）》，《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1期。认为濮人是今天居于滇西澜沧江以西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先民的观点，则主要混淆了两类濮人，即受杜预《左传释例》对《左传•文公十六年》中一段解释的话的影响。“楚大饥……庸人率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这里的濮本是指江汉地区的濮，但杜预注道：“建宁郡（今云南曲靖县西）南有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这儿指的是滇南的濮了。而后经其他学者研究包渔庄：《说“白人”坟》，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印：《悬棺葬资料汇集》，1980年12月，第36页。在此文中，包先生认为，孔颖达正义引释例“郡”已作“县”，是其误在唐初则已然。，此地之建宁郡仍为“建宁县”之误，其地在今湖南湘潭北境。这是非常正确的。另外，在汉代永昌郡的范围内的一部分濮人，则是另一种情况。这部分濮人西汉时称为苞满，东汉时称为闽濮，后又称为NB221濮、文面濮、赤口濮、折腰濮、黑濮等，元代以后多写作“蒲人”或“蒲蛮”。从其习俗来看，仍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无论在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风俗习惯等方面均与我们上述所讨论的濮人迥然不同，他们可能才是构成今天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先民。可见同称为濮，并不一定属于同一族系宋蜀华：《百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19页。同见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考古》1978年第2期。。这也就是说云南地区所谓的“濮”是两个起源不同的族群在某一个时期使用的同一个称呼，这在民族历史的发展中是完全可能的。
三
如前所述，百越系民族和百濮系民族是源于不同地域、不同原始文化的古代南方族群。我们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一些异同之处。其相同点主要是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普遍种植稻谷，渔猎经济也占一定的地位，这是其所居之处有相似的地理环境所致。不同之处是长江下游地区的陶器以轮制为主，盛行几何印纹硬陶和绳纹，多见有肩、有段石器；而前者的陶器多手制，纹饰以戳印纹为主，仅个别地方发现了有肩、有段石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百越系民族最突出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是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且其主要分布于我国的长江下游的东南地区和南方地区，这也基本是学界的共识。而百濮系民族则主要分布于我国的长江中游、江汉地区，后集中于西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其考古学文化特征主要是弧顶或平顶、平面呈梯形的斧；陶器多为手制，经历了红陶—黑陶—灰陶的发展，纹饰以戳印纹为主。而青铜时代则以绳纹圜底罐、宽格青铜短剑、铜鼓和大石墓为其考古学文化特征。将两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滇东、滇中、贵州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比较，其相同点与不同点大体上类似于上述两大地区。有研究者指出，两广地区存在几何印纹硬陶、云南则主要是泥质与夹砂的灰陶的现象，为探讨百越和百濮提出了初步的物质文化上的区分佟柱臣：《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230页。。其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决定了濮、越是两个不同的族群。
此外，就人种而言，对汉水流域、东南沿海与两广地区出土新石器时代的人骨，我国考古工作者作过细致的研究，认为在汉水流域湖北房县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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