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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重构：从“五四”到“五四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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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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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讲：“一方面肯定‘五四’的启蒙精神，另一方面超越‘五四’思想境界，这就是中国文化重建在历史现阶段所面临的基本情势。”［（３）］这种“超越”在我看来只有在“后五四”语境中才能得以根本实现。在“后五四”时代仍然沿用种种“五四”话语，继续沿用“五四”的思想操作方式，就很难摆脱中国“堂吉诃德”的悲剧命运。
事实上，许多富有学识的知识者已经开始确实地反省自己所秉守的这份价值关怀本身。最近，在“世纪之交的现代文学研究笔谈”中，陈思和先生的一段内心独白颇能代表“五四”研究者内心的困顿。他说，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过去一直所遵从的“五四”神圣传统产生了怀疑。“这不仅仅是这一传统自身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虚妄性，而且从实践的观点看，正是这种依持了激情而不是理性来参与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行为，导致了后来足以引以为教训的历史。”陈思和坦承他内心的矛盾困境：“一方面是必须依持新文学传统作为抗衡各种现实势力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又明明知道这一传统在现实环境里越来越显出自身的虚妄与局限。”心存了这样的矛盾来做现代文学研究，他认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回避内心感受到的真实，仅把现代文学当作过去的文本去研究与鉴赏；二是把“五四”传统缩小到个人守护的一种节操。陈思和选择了后者，这仍然是“五四”语境中无奈而又令人可敬的选择。问题在于当内心感受与学术思路产生根本龃龉，特别是当这种学术成果与现实需求之间产生逻辑上的逆差的时候，怎样面对和平衡研究工作的尴尬境地呢？又如何提出一个完整的历史分析方式，既避免偏颇，又对文化的未来进程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图景？因为，历史从来就是一门批判的科学，它的职责不只是记录和阐述，而且还是，当我们认识和理解历史发展过程时，要估价什么可算作历史发展中的进步和成果。没有这种批判观点，就没有历史。这也是衡量一个历史学家是否成熟的起码标准。陈思和先生的自白道出了众多学者共同感到的内心真实，看来，我们正面临一个历史观上的分界线，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将决定我们整个历史研究的未来命运，不管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每个历史研究者都将不可避免地完成这一嬗变，这恐怕是建立中国现代学术品格的唯一选择。
一位思想史家曾经指出：“一切都得从‘五四’讲起。中国现代史好些基本问题都得追溯到‘五四’，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尤其如此”，［（４）］四十年代走红的张爱玲也在后来的文章中说过，“五四”是中国现代史的大背景，不了解“五四”，就不了解现代中国［（５）］。研究“五四”，在我看来，决不能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历史时期来对待。研究和阐释文化变革，犹如研究一个时间的分水岭，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来看待，而也应该作为一种现象，一种象征，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进行形而上的文化分析。“五四”所具有的鲜明特征，使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对“五四”进行一次全面地探讨，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把握大转折时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探讨近百年以来，中国文明的衰败与复兴，都无法绕开这个分水岭。从“五四”的整体研究出发，我准备采取“五四学”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并非想为本来够热闹的学术殿堂，再增加一门界限模糊、纵横曼衍、卮言之辩的学科，把“五四”膨胀为一头庞然怪兽，甚至成为历史神话迷思，使之根本无从把握。而是基于一种历史的考虑，基于一种观念的变革，一种研究方法的更新。从“后五四”时代的语境出发，我的问题是：“五四”作为一种精神神话是怎样诞生的，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五四传统又是怎样左右了几十年来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以及思维和行为模式，我们对五四作科学的理解和判断所依据的原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什么动机为人们所领悟并发展起来。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全面地梳理对“五四”种种观念和话语的演变过程，这显然不是本文所能够解决的。这里只想针对历史研究长期袭用的“三分法”和“双半说”进行一点辨证分析，逐步确定“五四学”内涵。
所谓“三分法”，是指中国近百年历史研究中近代、现代和当代史的划分。以此类推文学史的研究也遵照这一“三分法”而被人为地割裂开来。这种划分完全是按政治斗争史的标准，基本上忽略了文学史的内在逻辑发展，忽略了中国文明在现代变革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内在生命力，忽略了传统本身的衰败与创生过程。作为对这种学术惯性的反拨，学术界有人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近百年中国文学史”的概念，出发点即是一种“历史整体性”的考虑。但“常识告诉我们，‘整体性’只能是为了研究上方便所提出来的概念，并没有任何一个思想程式可以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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