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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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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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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历史自己不会讲述。我们阐释过去，说它意味着什么，这样做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所幸过去就是过去，我们对它做什么，
它都不会反对，就像将来的人如何阐释我们，我们也无法反对。我们也知道自己的阐释时微时巨地变化着，而阐释中的变化与阐释者所处的思
想(intellectual)世界是相关的。如果说我们阐释过去的方式是由当前的政治所决定，或者说一种特定的阐释方式逐渐流行是因为它满足了当
前某些群体的兴趣，这样说都太简单了，因为有时一个理解过去的新的方式，改变了当代的阐释者在做阐释时所处的思想、政治世界。
阐释不会轻易改变，而且很少发生巨变。如果我们生活的世界，阐释和阐释之间总是千差万别，没有共同接受的阐释框架，那么研究过去
就很困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毫无意义。对过去的阐释总希望人人接受，但是，一旦人人都接受了它们，它们就经常被想当然地认为的确如此
，不再受到置疑。这样我们就自然不必去询问有些事为什么以它所发生的那种方式发生，而是要把我们的时间花在说明它“如何”发生上。我
们通过教育所获得的更大的阐释，是我们的生活所依靠的，它们教我们如何解难释惑，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的。我重申一下我的立场：我发现
这是事物的一个正常状态，比起让思想者老是从根子上去挑战人人认可的价值观，这个状态更好一些。
历史学家承认，国家的价值观在历史的某些时期被重新界定，比如当社会发生变化、对财富的控制发生转移、政治权力重新组织。这些划
时代的变化在中国和美国的历史上都发生过，而且肯定会再度发生。历史学家还会承认，过去的人们为了使他们的历史更有意义而采取的阐释
主题，与阐释者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完全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些阐释主题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当代”的史学家者经常会使用像“科
学的”、“客观的”学术，或者仅仅是“职业化的”学术这样的观念，来显示我们理解历史的方式独立于我们生活的社会和时代。而我认为，
不管历史学家的职业化多么深，他们多么忠实于客观性、真实性和信服证据，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真的独立于我们所处时代的思想和政治潮流
。大概我们最需要做的，是能够认识那些潮流，以及它们对我们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愿意对它们保持审慎，并提出挑战。如果我们历史学家
把工作中须臾不离的对过去的阐释，与我们当前社会和社会组织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那么对阐释过去的那些主题进行挑战，就意味着质疑当
前的价值观。而这当然是很难的。最有吸引力的(compelling)分析结构很难被挑战，因为它们提供了大规模的阐释，以令人信服的、前后一致
的方式把互不相干的领域组成一体，并且证明那些采用这种分析结构的人的存在和他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说，那些对“世
界运行之道”的想法提出挑战的人，由于他们把自己置于现成的意义框架之外，因而他们的意见会被认为是不着边际和无关紧要的。
以上是从一个很大的视角来引入一个小例子。在这篇文章里，我想描述一下我们很多人在阐释唐宋转型时所共同采用的框架是如何变化的
。我将主要谈美国的学术(尽管我相信我要说的很多内容也同样适用于日本和欧洲的学术)，但是我还要指出，对中国历史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
，我们理解方式上的转变也反应了美国思想[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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