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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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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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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世纪的以史为鉴、公共
政策和社会科学>(“Historical Analogism，Public Policy，and Social Science in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y China”)，此文见于
《美国历史评论》1971年，第690—727页。下文将要讨论的Robert Hymes的著作、伊霈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作品，都在思想史、文
化史和社会史之间讲行空叉研究。
⑧ 内藤从他的中国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贵族政治体制将成为日本现代化的障碍；这个对日本的殷鉴，看起来内藤在开始从事中国研究的时
候就系之于心。 新的阐释
有关唐宋转型的传统阐释，其问题是，在某些方面它是错误的，或者是误导的，因此它会阻碍人们理解宋代对于中国史的历史重要性。自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中叶史”(middle-period)的史学家的著作，总起来提出了一个新的阐释。
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
”的过程，以此来取代以往把这一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兴起。在中世社会里(medieval society)，大多数“门阀”人物坚持
说他们的地位来自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文化，这一点推进了唐代以及更早时期的世家大族的消失。这使得其他人相信他们能够分享那种文化，
靠文学写作展示他们的成就；通过考察文学技能的考试来赢得公众的承认和出仕的权利。⑩回顾当时，显然“世家大族”本身就是一个观念—
—一个靠政治制度和社会的认可来维持的社会构成(construction)——而在唐代衰亡之前，这种观念在社会上已经不太能够付诸实现了。⑾在
九、十世纪，中央王朝的权力受到侵夺，这加速了那些支配着地方军事和经济的家族的崛起，使得“世家大族”通行无阻的势力在首都之外进
一步衰落。而当宋代统一南北之后，范围更加扩大的科举制和朝廷奖掖士学的其他方式，使那些富贵之人有理由去获得与士族传统联系在一起
的文化成就，以此作为一个手段来维护他们在宋王国里合法的政治权力。在这个转型期，的确有社会流动，就像在动乱的时期经常出现的那样
。从十一世纪中期开始，政府的政策就试图为地方豪强参与精英文化提供制度上的手段。然而这并没有带来一个“平民”希望掌握政治权力的
社会。科举制度是为“士”提供的。这包括那些来自非官僚家族的人，他们被同侪看作士。换句话说，士作为宋朝的国家精英，不是一个从法
律上界定的群体，而是一个从社会角度界定的群体：士是那些被所有其他的士说成是士的人。很显然，在北宋末年，士人在判断一个人是不是
士的时候，并不过多地依据家族背景，而是依据他的教育状况。
科举制在北宋的扩大，鼓励人们接受文官所需的教育，以此得到权力，这种扩大并没有导致恩荫特权的废除，这种特权允许官员为子孙谋取官
位。正像John Chaffee所表明的，随着教育制度持续扩大，应考者不断增加，官僚家族不断创造一些制度来使他们的亲属更容易及第。⑿尽管
如此，被认可为一个“士”的重要意义，还是鼓励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科举教育，参加科举。⒀
千千万万的人接受科举教育，这个人数代表了士的总数，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士的总数远远超过了官员的总数。因此，即使我们承认
官员拥有比别人更大的权力和特权，他们仍然是他们所属的士这个更大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当像Roben Hartwell和Robcn Hymes这样的社
会历史学家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从朝廷的角度来观察社会，他们的个案研究表明，到十二世纪末，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中国南方地区，是
由自我赓续(self-perpetuating)的地方精英所支配。这些家族只是偶尔产生一些官员，但是由于人数不断膨胀，他们得以维持其财产的能力一
直在削弱。⒁这些家族实际拥有多少土地，我们所知甚少，但是我们的确知道他们在扩大职业选择、开发商业上的机会，并且自己确认为“士
”这个群体的成员，而“士”这个概念传统上是指受国家认可的精英。我们对他们在地方文化、社会和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了解得更多。他们几
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适应科举的文学教育，即使当他们在观念上反对这种教育时，也是如此。他们对地方学校投资，控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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