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了入学的机会；带头
修建和布施地方的佛寺、道观以及地方祭祀的庙宇。他们参与、有时则是领导着私人组建的自卫队伍，在征税和组织劳役中扮演领导的角色，
在饥荒的赈济中做主要的贡献，用法律来解决家族内部和家族之间的争端。⒂他们对家族组织的改革有各种各样的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是促
进后代子孙延续家声，提高社会道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开始根据家族的理想来修正性别角色。⒃这不是一幅平民崛起的社会画面，而是关
于一个精英阶层的描述，这个阶层基于地方，组成这一阶层的家族在想办法使自己不至于在社会流动中中落，这种中落来自不能代代为官、以
及祖业被分割的压力。
在经济史方面，传统的意见认为，宋代的商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个看法已被普遍接受，还很少有人提出挑战。地方精英的存在当然一
定与此有关，因为没有更大的财富，就很难支撑地方精英家族持续不断的发展。Richard Von Glahn)曾经言之凿凿地认为，私人市场是经济增
长最终的动力。⒄正像Paul Smith所指出的，在十一世纪晚期，国家的“官僚资本家”以一种刺激经济越来越活跃的方式来利用国家制度，即
使他们的剥削最终对私人经济是一种毁灭。⒅HiZh Clark对福建的研究表明，在宋代对外贸易已经能够帮助推动一个地区的经济。⒆
在政治史方面，学术研究已经从对皇权独裁的研究，转向关注十二世纪更重要的“制度”发展：十一世纪的偶像是在政府中积极有为、热衷干
预世事的人，他们一方面寻求从物质上、社会上和文化上改变社会，一方面增长国家的“财富与权力”，在十二世纪这种偶像遭到排斥。⒇这
是由于与王安石联系在一起的积极有为的政府其为政之道的失败，以及替代国家激进主义的种种做法的出现，这些做法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21]近来关于官僚制、法律制度和对外关系的研究，没有提供任何佐证来证明唐宋转型是独裁统治的结果。[22]宋代君主与官僚之间的距离比
唐代要大，但皇帝更加孤立也是事实。实际上，权力经常被宰相所掌握。[23]
宋代留给后代的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相对于人口的增长，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变小了，与唐代政府在土地、劳力和贸易等方面所拥有的权力
相比，它的权力变弱了。晚期的中华帝国是以“小国家”为标志的，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的，是强大的地方精英的存在，他们保持着与政治秩
序的文化联系。从长远来看，中央政府不能取消地方精英所处的中介立场，他们处在从事生产的平民和地方上中央任命的权威之间。在南宋，
要臣(Leading offi- cials)鼓励地方的士人(即精英分子)成为负责地方社区之社会与道德状况的领袖。地方的精英家族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地
方政务非正式的参与合法化，他们篡夺了地方政府的特权，或填补了有为的政府在退缩后留下的空间。到十二世纪末，那些最热心建立一个理
想社会的人，不再确信单单靠政府能实现这个理想。[24]
注释
⑨ 我提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Ray Huang，1587：A Year of No signifcance)和伊懋可《中国过去的模式》(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我这样说，也许要把他们放到一个自己不可接受的环境中。伊懋可认为在中世的革命之后(十四世纪末完
成)，出现了停滞，他把这种停滞归因于新儒家从思想上阻碍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及制度不能保护剩余价值(这反过来与技术的状态有关)。
而黄仁宇揭示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制度如何能够维持王朝的运行，但认为它不能产生为现代性所必需的制度，渚如像解决国内争端所需的法律制
度。当然有更多的研究试图解释为什么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西方比其他地区更富强。最近的一些例子包括：Alfred w．Crosy，《现实性的尺
度：量化与1250—1600年的西方社会》(The Measure of Reality：Quantificarton and Western Society 1250—1600，Cambridge[England]
；New YorK，NY，USA：Cambridge U- niversity Press，1997)；E．L Jones，《重现的增长：世界历史中的经济变化》(Crowth Recur- ring
；Econorngic Change in World History，Oxford：Clarendon Ptess；New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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