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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重构：从“五四”到“五四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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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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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我们还没有文章和典籍从“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角度来阐明自己的近代历史。作为被侵略、被损害、被凌辱者，我们难免义愤填膺，把中国近代史直观地描绘为斗争史、反抗史；而难得站得更高一点，从太空俯瞰蕞尔小球上所发生的这一切，至少从人类历史长河来估量这刹那的瞬息。如果一旦试着如此做去，那时我们便将摄像镜头推向文化的变迁，有如我们今天用“文化”去界分遥远的龙山时期，大汶口时期那样；因为历史留下的积极成果，正在于文化方面的贡献，而那些喧嚣一时的政治风云，很快便从记忆中漾去，沉淀下来的只是文化类型而已［（７）］。遗憾的是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产生的这种理论自觉，并未得到健康自由深入广泛的讨论，“重写历史”还只尴尬地停留在“美好愿望”的阶段。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简称“双半说”）理论由于受到当时国际国内历史情势的影响，明显带有战时文化政策强烈鲜明的政治色彩，它是从当时异常尖锐、激烈的国际国内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际出发，从宏观政治的视角考察近百年中国历史的。在那种政治气氛下，不容许也不适宜对中国近现代史作深入的反省和文化上的梳理，而作为指导近半个世纪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纲领性理论，其局限性也将随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这个框架的质疑与讨论证明了这一点。其实，问题并不在于用什么样的概念、理论、话语对近代史进行概括，比如有人认为：“资本主义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发展线索。”或有人认为“近代中国更为深刻的还是因文化结构逐步展开的文化冲突”等等观点，而关键在于我们的历史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任何历史研究都是暂时的，有待修正而非盖棺论定的。只有这种把历史的阐释看成是暂时的理论自觉，才能使我们与永恒的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保持连续不断的联系，才能使我们永远充溢着对历史重写的激情，一旦忽视了这种自觉，便很容易巧托真理而以偏概全，使历史研究僵化不前。
在承认这种历史的开放意识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树立历史的整体意识，也就是说，一方面必须看到，具体历史的全部记载是无法做到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确实想使选择的历史细节获得任何意义，能够作为整个历史长河中浓缩的瞬间，历史的整体意识是不可或缺的。历史的整体意识强调的正是一种逻辑的、内在联系的因素，这是我提出“五四学”概念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五四学”着眼的正是其“作为整个历史长河中浓缩瞬间”的特征。近代中国历史变革的诸多命题如传统与现代，秩序与变革，保守与激进，民主与自由，以及新与旧、体与用之间的冲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最集中，规模最大，矛盾最激化的呈现。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五四”的诸多命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反复出现，而且总是迫切要求重新获得完满解决的方案。这些问题之被提出，常常是由于本身的缺陷和内部的矛盾。因此，在思想史上反复出现的不仅仅是思想的主要问题，而且还有谋求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方法。如，五四以来，近百年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五四时代自我和个人意识的觉醒为什么渐渐漫灭在集体和民族的总体之中？为什么各种政治力量都以科学、进步为标榜，而民主、自由的实现却遥遥无期？为什么整个社会越来越激进化，革新和革命不仅被视为社会发展的手段，而且成为目的本身？为什么竟至于为了革命的物质成果而不惜牺牲革命的精神成果？为什么扫除专制暴政的思想文化批判换来的是新形式的改头换面的专制主义？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能否从救亡图存等外在情势转向五四启蒙思想本身的结构、方式、路线等内在逻辑上寻找答案呢？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学史等在某一时期内，只能完全由内在联系去理解，也就是说只能通过思想的内在必然性和事物的逻辑去理解。
余英时先生在治思想史过程中曾提出这样一条思路：把思想史本身看做是有生命力的，有传统的；这个生命，这个传统的成长并不是完全依赖于外在刺激的，因此单纯地用外缘来解释思想史是行不通的。同样的外在条件，同样的政治压迫，同样的经济背景，在不同的思想史传统中可以产生不同的后果，得到不同的反应。所以在外缘之外，余英时特别强调思想史的内在发展，又称为内在的理路（inner logic）。也就是说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当时重要，后来不重要，而且旧问题又衍生新问题，如此流转而已。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８）］。余英时的思路有着深刻的西方学术背景，与西方史学界研究中国史观的变化不无关系。当代西方史学界在经历了种种价值观的动摇和怀疑之后，对研究中国近代史中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如：“挑战与回应”说等）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这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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