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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重构：从“五四”到“五四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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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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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法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在柯尔（Paul A.Cohen）的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９）］中。值得注意的是柯尔提出的新概念“剧情主线”（story line）与余英时的“内在理路”概念极其相似，其特征是强调历史的内在逻辑和个性发展，谋求中国近百年史本身的中心线索。显然，单纯以“反帝反封建”作为中国近百年史的中心线索并不能概括其要旨，这仅仅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中国人对外在政治情势的一种反应，是历史的外缘、表象和显层次，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国自身社会演化的内在动力和变革愿望，忽略了文化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大趋势中所经受的文化结构的离析、分化和重构。如果我们并不把视野局限在１９４９年以前，而是扩展到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甚至不仅仅从中国自身的境遇来理解，而是在“二战”和“冷战”的世界格局中来理解，那么，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的中心线索一以贯之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内在冲突，当然这种文化冲突是建立在以战争为手段、殖民化为目的的政治冲突和经济冲突基础之上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却是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结构的分化、调整和变迁。
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迷雾和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我们从文化冲突的角度仍然可以厘清历史发展的鲜明阶段性。大致说来，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相互区别又彼此衔接的三大历史阶段。从鸦片战争到抗战结束，是中国启蒙主义文化运动时期；从内战到文革结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时期；从七十年代末到未来若干时期，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化运动时期。从文化冲突角度看，启蒙主义文化运动时期的主要任务和权力话语是反封建。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反帝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一直是这个时期明确的政治目标，但作为文化目标，反帝国主义文化只有到了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时期才被明确提出来，而此前在文化理想上，西化倾向或以西方现代化的模式作为一个既定标准，无论在什么派别的思想中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话语和文化心态。向西方学习，作为长达百年的理论自觉只有到了建国后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时期才最终被彻底抛弃。纵观前两个文化运动时期，其中两个突出的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性质、走向和内涵，这就是：
（一）文化上的移民化与政治上的反殖民化的内在冲突。
（二）从“抗战”到“冷战”的战时文化特质。
在我看来，这两个特征是理解中国近百年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最基本的参照系。文化上的移民化，即“文化中国”（封建传统的、封闭自足的、僵化没落的中国）向现代化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世界）的迁移。政治上的反殖民化，即面对世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和殖民及其一系列强行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行为所做出的本能的抗拒、排斥和斗争。这两种心态的内在冲突首先决定了中国文化进程的内在矛盾，中国近百年史上种种失衡与无序、矛盾与争论，以至于难以形成有着统一的内在逻辑的现代化运动与此关系极大。其次，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时文化特质又从另一方面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首先从属于战备需要，难以形成从容平和、脚踏实地的文化营造氛围。文艺标准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思想上的专制划一而非多元共存；文化上的保守封闭而非开放自信都与此有关。不明确这一点，也就难以从根本上对中国近百年的文化诸问题，得出合乎历史必然性的正确理解。
从１９７８年至今，中国文化的进程虽然也部分地伴有反资本主义文化的性质，但总的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冷战”结束后世界文化格局是多元共存，虽然资本主义文化仍然是一股强大的无孔不入的扩展和渗透力量，但“西方中心”的一元论正在消失，一种摆脱了狭隘的政治主义和民族主义，站在人类普遍的立场思考未来的学术立场正在形成。摆脱以西方近代为基准的思考模式，把中国作为世界现代化发展多元化因素的一种特例，谋求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过程及其特性，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学术界的共识。伴随着商业大潮卷入国际市场经济格局的中国文化，面临本世纪又一次巨大的分化、更新和重构。“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冲突再次成为现代主义文化运动的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五四”以来的反传统主义成为人们反思的对象，这是真正的“后五四”语境中的“五四反思”，受到挑战的是五四以来根源于西方知识传统中“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有论者指出，五四追求的个人解放和科学主义世界观合成了一种反传统的传统，譬如：文学革命存在一种坚信一切“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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