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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重构：从“五四”到“五四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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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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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唯革命主义，由此形成了传统与反传统的两极对立架构，早期文学论争中“文言／白话”、“传统文学／现代文学”、“死文学／活文学”、“旧文学／新文学”之类普遍通行的思考架构与语汇，即生于此，环绕着这种架构，言辩万端，逐渐成为教条主义，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堡垒。问题更在于这种反传统的传统所导致的中央集权，仍然没能将中国摆脱困境，对于现代化事业来说，许多非传统的东西构成了比传统本身更为严重的障碍。
这是一种颇具威胁性的文化反思，它直接针对的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思维模式，首当其冲受到挑战的当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史的框架和概念（比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近百年文学”）似乎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如何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性格和主要贡献。八十年代以来，对二十世纪文学的基本性格和主要贡献的评估经历了从“启蒙的文学”到“文学的启蒙”。［（１０）］的变化。前者是用思想革命启蒙论代替政治革命反映论的产物，后者是由文学的外缘转向文学本体的尝试，但二者都没有离开文学的社会文化启蒙的性格，以之概括五四新文学还差强人意，但扩展到二十世纪文学似乎有失偏颇。至少把三十、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先锋派文学冠之以“启蒙”就难以服众。显然这里涉及到一个文学研究的参照系问题。在我看来，文学史的重写必须首先把参照系从政治革命、思想启蒙等外在因素转向人类五种基本关系上来，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这是文学所面对的和表现的最基本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也不例外。这是一种永恒的参照系，既不受政治风云的左右，也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它探讨的是人的存在问题。以此为参照，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也许会呈现出另一种风貌？！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限于篇幅我只能点到为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风貌还有赖于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大胆创新，对此我充满信心。
（１）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评述请参见拙作：《寻求价值目标与历史进程的契合》一文，载《东方》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２）目前学术界流行许多“后”字概念，且遭到许多人的讥讽，我以为，就中国的文化现实而言，“后”字概念是学术界逃避政治敏感点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作为一种学术策略，未尝不可行。本文亦难逃此例。
（３）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６月版。
（４）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５０页，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版。
（５）张爱玲：《忆胡适之》。
（６）叶维廉：《历史整体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省思》，收入《中国诗学》三联书店１９９２年版。
（７）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载《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６年第５期。
（８）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
（９）［美］柯尔《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７月版。
（１０）这两个概念来自于陈思和先生，参见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两种传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上一页 [1] [2] [3]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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