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在今天变成一个令人困扰的话题[1]，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学批评已经为一种强大的失落感所困扰。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媒体发展迅猛，另一方面大学教育呈现出强势，这使原来文学批评生存空间——期刊杂志变得边缘化，其结果也使文学批评边缘化。以商业性报纸为媒体中坚力量，在这样的传播空间需要短频快的批评，并且发展出一套以“酷评”甚至“恶评”为理想的批评规则；只有“酷评”才会在媒体叫好，学术化地阐释文学的批评则会被视为学究气十足。至于大学教育，文学学科以文学史为研究重点，对当下的批评并不得到重视。原来期刊在文学空间占据话语权，现在则被严重削弱。只要看看当年那些举足轻重的大报和文学刊物在当代思想文化传播方面的影响力的严重缩减，就可以理解这一点。所以，现在应该探讨一下，文学批评走过的历程，当下面临困局和文学批评幸存的意义。

一、批评历程简单回顾
我们称为活生生的文学创造实践活动，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份是文学作品，一部分是文学批评。从大学学科建制来看，文学批评在大学科目里没有位置，因为大学教授都不是批评家，从事文学批评很难挤身教授行列，这样一个矛盾使大学的文学研究已经与现实文学文学创作相隔绝。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有点数典忘祖。大学的文学研究或者说大学设立文学课程，据研究表明，应该得力于文学批评在大学设立了教职开始。按照当代法国批评家蒂博代的看法，那是19世纪30年代的事，准确地说，是1827年，在法国的大学里出现了文学批评课程。文学批评家作为教授，这与大学设置了这一教职位有关。也就是说，大学教授文学，文学成为大学的科目，是得益于文学批评设立教席，是由文学批评带动起来的。

蒂博代认为文学批评的产生有三个条件：其一是诞生了教授行业和记者行业；其二是历史感的加强对总结的需要；其三是多元化的创作和欣赏趣味。就第一点而言，他在《六说文学批评》一书中说道：

大革命以前，所有的教育均附属于教会，从事教育的首先和尤其是无处不在的神职人员。贯穿着整个18世纪的哲学家和教士之间的斗争，最终以教育的或式或少的非宗教化结束，从而一种新的行业，一种新的行业精神得以产生。类似康德在18世纪下半叶在哥尼斯堡大学任教和费希特在耶拿战役之后在柏林大学任教的那种形式，从此在法国成为可能和正常的了。随着1827年三位教授的出现，即基佐、库赞和维尔曼，出现了有关教席的争论、教席的哲学和教席的文学批评。他们于1830年获得荣誉和权力。在1830年的100周年所能引起的各种思考之中，不要忘记这一点：批评家职业，在100年里，始终是教授职业的延长。[2]

但蒂博代有一点可能搞颠倒了，显然是现实先有文学批评活动，很旺盛的批评的需求，大学才可能给批评家设立教席。最初的几位教授（如上面提到的三位）都是批评家。应该说大家文学教授本来是批评家的延伸，是批评家的学院化的产物。但教授进入学院后就开始与现实的批评分道扬镳，教授因为要显示出学问，他转向了作历史总结。这在18世纪可能是配合了历史意识（或历史理性）兴起的需要。做文学的历史总结当然可以看成是批评的深化和学院化。19世纪法国浪漫派作家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的问世，可以说是被称之为19世纪的“总结世纪”的标志也是对总结的推动。对此蒂博代说道：

批评之所以是一种总结，因为它是针对既成事实和历史的。就某种意义而言，批评是由亚历山大的一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创建的，它产生于一种保存、整理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