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状况也引起维护传统文学价值的人们的反抗。哈罗德·布鲁姆对话，布鲁姆在1994年出版一本书《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那时布鲁姆已经64岁，他的文学观念比起他的大多数同龄人来说都显得落落寡合，与其说保守，不如说激进。在人们已经习惯接受文学大众化以及文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时，布鲁姆的所谓“纯文学”呼声，象是文学守灵人的悲歌。但这显然也不是布鲁姆的孤掌独鸣，这本书乃是应美国伯克利出版集团重金邀约而写，这无疑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对西方文学传统的态度，同时也有感于当代文学观念之混乱，布鲁姆的口气完全是一副正本清源的架势。布鲁姆几乎横扫近二十年风靡西方的主流文学理论和批评，一个都不放过，统统给其命名“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在他看来，当代流行的理论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女性主义批评，拉康的后精神分析学，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后殖民理论等等，统统归属此例。布鲁姆似乎也忘记了，自己当年暴得大名时，是划在解构主义名下，“耶鲁四君子”，就是美国的解构主义四条汉子。晚年的布鲁姆已经是维护经典的正统派架势，象是要重弹新批评的文学性老调。

实际上，欧美学界在80年代后期有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经典的争论，它发生在右翼的经典保卫者和学术名星之间。不过美国学界没有使用“经典”（classic）这个术语，而是使用而是使用canon这个词。这个词原来是对《圣经》的一个注释，就是具有典律性质，它是经典，它是作为规范标准文本而存在的，这就是典律。Canon的中文译法，可能译为典律较为恰当。它的词典意义――据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主要有以下在方面：1，总的规则，标准或原则；2，真经或正经；3，真作。这个词显然和最初关于圣经原典的确认有关。简要地说，典律就是使一部作品能够被确认为经典的那种规则、标准或尺度；也可以简要地说是经典性。美国八十年代关于典律的讨论的显著标志是由莱斯利．费德勒和候斯通．贝克编辑的《英语文学：敞开典律》（English Literature: Opening up the canon, ed. Leslie Fiedler and Houston Bak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有影响的文献主要有：保尔．劳特：《历史与典律》，（Paul Lauter：Historey and Canon, Social Text 12,Fall 1985, 94-101）。艾里克．霍布斯巴文与特仁斯．让格合编的《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维廉姆．凯因：批评的危机：理论，文学与英语研究的改革（William Cain, Crisis in Criticism: Theory, Literature and Reform in English Stud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女权主义批评一直是典律讨论的生力军，这方面的著述不胜枚举。从理论上来说，所有的女权主义研究都对现行的典律构成冲击。美国学界关于典律的讨论，显然是伴随着大学政治、女权主义、少数人权利、多元文化、后现代理论与解构批评等等兴起的。与当下中国面对经典危机的那种焦虑相反，八十年代的美国学界则对传统的经典制度发起一轮猛烈的攻击。

典律说到底是一种话语权力。关于典律，人们自然会追问这是谁的典律？谁的经典？这种典律维护了怎么样的传统和既定的文化秩序？典律的背后无疑隐蔽着不同时期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审美霸权（aesthetic hegemony）。典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每一次的变更都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的变更息息相关。典律的具体内容可能发生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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