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其后果如何还很难预料。当我们说数字化的生产，我们还没有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把它理解为信息，社会的一种传输方式。或者我们发现在IT，即电子时代不得不迎来民主。我们看到超女的评选，开始有专业评审家，后来干脆取消了，只有人民大众按手机，手机表达的数字就是一切。大家发现选出了李宇春。李宇春的胜利就是数字的胜利。按手机的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要看他们的选择。在数字面前，人们的年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都被取消了，最后只剩下了一项，都变成了数字，这是绝对的平等主义，一个无限的“一”的相加。过去我坚持认为，中国的整个发展，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不只是政治精英做出的，也不只是知识分子做出的，同时或许更有决定力量的科技在起作用。对这一问题，我一度很乐观，看到科技引发的社会变化发展的积极方面，但现在我也会谨慎对此作出评价，过几十年之后，几百年后，科技的后果实在难料。到那时，一旦科技成为超级力量，人类再要控制它就困难了。在中国目前为止，科技的力量还是积极正面的。这一开始是由走私的盗版磁带开始的，从录音机的走私开始的，然后从电视机的生产开始，然后从IT产业的盗版开始的。走私的电子产品推动了中国的电子产业，而电子产业又带动了走私盗版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产品，它对中国民众的思想意识的改变是起到极为有效的作用，现在想变回去也是不可能的了。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IT产业有一个互动的关系，这种互动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变化。　

二、批评的转向与文化研究的博弈

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却是节节败退，退到学院里，退到日趋困难的期刊杂志里。尽管现在文学还是有繁荣的外表，但仅有的表面风光还是为文学创作所有，批评远远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90年代以来，在文学界，都适应了文学作家主流化，习惯了批评家的边缘化。现在的刊物，尤其文学刊物的排序都是有小说、散文、诗歌、文学批评。但是在美国，７0年代以后就是批评的黄金时代。事实上，50年代西方批评就在文坛占据主导位置，按照兰德尔. 杰拉尔（Randall Jarrell） 的看法，五十年代典型的文学季刊有2 页半诗歌，11页小说和134 页评论[4]。此说有些夸张，但文学批评在欧美决不至于落到在中国如此命运，通常附在134 页的小说、11页的散文、3 页半的诗歌后面去谈论二三流的作品。解构批评使学院派理论得到长足发展，1968以后，代表解构倾向的杂志纷纷创刊，并销量可观。如《标记》、《附加符》、《文化评论》、《社会文本》、《界限》、《再现》、《拉里顿河》、《批评探索》等等，这些杂志在大学书店总是在几小时内抢购一空。据说，新到的《附加符》一放进芝加哥大学英语系的休息室就会马上被偷走。新刊物不仅仅是研究工具，更重要的它是“新闻”，“既探讨时代性主题，又倡导新方法、新阅读法和批评观点。这一切表明，新刊物是一种新型文化的主要传播工具。”（米彻尔语）。

    80年代初期，保罗. 德曼还在雄心勃勃计划：使用“解构批评”的那种修辞阅读方法，将帝国主义式地占领一切文学领域。但解构批评一直遭到正统派的顽强抵制。现在，热衷于新理论批评的人不是德高望重的官方权威，而是精力旺盛的年轻学者。人们纷纷抱怨新理论批评晦涩难懂，马修. 阿诺德当年指责批评家知道得“太少”，而人们现在批责批评家知道得太多。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读者才能接受他们所谈的知识。新理论批评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加工厂，原料则是来自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文学批评再次表达了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文化霸权。但是人们也有理由对此持乐观态度，新理论批评选择传统“进步”、“启蒙”等观念作为靶子，特别是揭示这些观念与帝国主义殖民文化史的关系，从而动摇帝国主义文化的根基。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此基础上重新构成的帝国主义之后的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将不是历史悲剧的重演，“而是学术界为了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新型的、公正的文明而付出的共同努力。那将是真正的批评和文学的黄金时代。”[5]

当然，从总体上来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学创作已经失去了它的原创的动力，在1963年约翰·巴斯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疲惫的文学》(Exhausted  Literature),而十七年以后，即1980年《大西洋月刊》同样发表了一篇他的文章，叫《补充的文学》或者叫《填补的文学》。他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看到后现代文学的一种新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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