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是汉奸产生的社会原因

　　抗战时期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这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合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此是抗战时期汉奸大量产生的又一个原因。如陈璧君公开宣称“抗战就是为蒋介石一具人殉葬”。而部分民众国家意识淡漠，他们只有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一些人或为钱财，或为利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如淞沪抗战中，日军军曹山田武一洋洋得意地描述了他所从事的间谍活动：“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的居民的观察来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69页。）
　　一位英国侨民柯林斯写道：“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这位外国侨民的话出可以从侧面印证当时社会矛盾之深是致使汉奸大量出现的重要因素。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奸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现代进程曲折迟滞，农村地区土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城市，内外交困之下工商业发展凋弊，就业机会太少，人口就业压力大。由于上述原因，很多下层汉奸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如淞沪战场我军右路军总指挥张发奎亲口告诉郭沫若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一个17岁的汉奸交待了他所知道的汉奸组织，他说：‘敌人总是用大汉奸收买小汉奸，有的可得100块、200块、10块或者50块，好像包工式的，然后由他们分钱给小汉奸，虽则他是为了3块钱去做汉奸的，但也有12、13岁作汉奸的女孩子，只能得到5角或1块。’张发奎听了连连叹息，心情十分沉重。”（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63页。）中国的老百姓穷困到如此地步，以至不得不去做汉奸来维持生计，痛恨之余，更让人感到痛心。由于旧中国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很多人不得不靠做伪军来谋生。如汪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为笼络伪军的意见书上记载：“一、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阴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注：《汪伪军委会军事顾问影佐意见书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这些薪金在当时足以让伪军士兵养家糊口，吸引了大量的下层民众去做伪军谋生。
　　更多的下层汉奸是社会上的无业游民，如流氓、无赖、兵痞、土匪、失意军人等。据一份调查记录报告，“在河北满县，被某锄奸队打上名单者，共有18人，其中无业者为10人占总数56%，商人、工人占11%。在无业者10人中，他们均为赤贫。华北屡遭战祸，天灾也时有发生，加之地方保甲勒索渔肉，土地高度集中，破产者甚多，遂产生对社会不满情绪，有些人在落水前，已有打劫、偷摸之前科。”（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47页。）
　　另外还有部分下层汉奸是因被汪伪政权抓去被迫做了汉奸。如当时汪伪军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警卫三师其兵员“由从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抓来的壮丁和从伪军别的部队中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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