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多方面地整理和编纂党史资料，真实可信，并有了必要的总结。中共中央和党的领导人一向重视党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1936年长征刚结束，党和红军领导机构就整理编纂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回忆录专集。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时事问题研究会的《抗战的中国丛刊》、《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等文摘体系列丛书，毛泽东并为其中一书写了《研究沦陷区》的序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有步骤地开展。在中宣部组织下出版了内部参考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党史资料》(20册)，重印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文献资料集，影印了《新青年》等19种革命期刊和全份《解放日报》编纂了《星火燎原》等回忆录丛书。及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资料更是大量整理编辑出版。此后主要成果包括:[1]订正重印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文件集，新编出版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册)，部队院校编印了《中共党史参考资料》(24册);[2]整理影印了《解放》、《共产党人》等多种革命期刊和《红色中华》 、《救国时报》以及沪、穗、汉三地的《民国日报》等多种报纸;[3]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20种，《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68卷4500万字（10）;[4]整理出版了《中共党史资料丛书》10种，《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17种(均中央档案馆)以及《五卅运动史料》、《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档案史料;[5]编辑出版了党史人物的文集，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外，尚有李大钊、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恽代英、瞿秋白、张闻天等;[6]整理出版了有价值的回忆录包括综合性的《革命回忆录》丛刊和地区性的、个人经历性的、研究性的回忆录计百余种;[7]翻译编辑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已出6卷)、《国际友人丛书》(40册)等与中国革命有关的资料、日化等。与此同时，对于整理、编译党史文献和资料的论述亦多有发表，特别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党的文献》发表的"一批以党的文献做基础进行研究"形成特色被誉为"文献学"（11）的佳品。另外还有的作者对编纂史料的原则、角度、形式、内容、体裁、类型做了探讨，并就党史史料的版本问题诸如源流、异同、优劣、真伪、假托、分合、参照、更新八项做了有启发的论述（12）。评述国外党史研究资料的论著也有侯且岸著《美国的"显学"》(人民出版社)，就美国研究中共党史的某些史籍作出独到的评析。

　　（四） 较有效地为现实和研究服务，及时充分，并作出成功的探索。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就利用党史资料进行党内教育和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延安整风期间，曾经把党的历史文件印发与会代表，进行路线教育和党史问题的讨论。要总结历史经验，需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党史资料正是这种客观实际的真实反映，进行党史教育就须以党史资料作为量重要的依据。及至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的利用更为广泛。这包括以下方面:门]作为思想教育的教材。党的文献或资料，不论对党员、广大青少年或一般群众，都起着并不断起着教育的作用。学校里讲政治课无论党史、革命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无一不是因为阅读党史文献资料始能使学员对所学内容有深切的认识。[2]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党史研究没有资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往往一本档案集的出版(如(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档案史料丛编)，党史研究者可以据以写成相当数量有价值的论文，组成热烈的学术讨论会，推动了该课题研究的深入，即是最好的说明。[3]作为历史进程的见证。在革命博物馆或人物纪念馆中，党史文献图片往往作为党史过程的有力见证，具有强烈的说服力。诸如综合的革命博物馆，专题的"一大"、八七会议、遵义会议、抗战、淮海战役等纪念馆，无一不是以其资料的准确和丰富，赢得观众的欢迎，取得很好的效果。[4]作为影视广播的素材。近20年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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