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的结束阶段正好与社会革命本身同步。剥夺土地占有者始终是这一过程的基础。俄国1917年革命的目标，是反对完全衰老的亚洲封建主义，同时反对业已发展起来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它的使命是为农民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和在国有制统治基础上建立社会化生产创造条件，如果我们不理解革命的这一特殊性，就不能理解革命的进程和及其后果，就不能理解它客观上可能成为而且已经成为导致确立国家资本主义的革命。
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俄国等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世界现代化-工业化的历史潮流下应运而生的。革命从不稀罕从庸人手上领取一纸出生许可证。革命使被奴役的民族站起来，实现了民族独立；革命使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民众第一次有了发言权，并以对平等、公正的号召，激起民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革命政权通过把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手中，得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实现工业化；革命理论有效地抵制西方文化侵略，造就了国家和民族的空前团结。因此，尽管社会主义之路上有曲折，有黑暗，但它作为落后国家现代化的捷径，作为对平等、正义的诉求，其价值将永不磨灭。社会主义将与太阳同在！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十月革命只是一个开端，而历来我们为这个开端赋予了过多的意义。实际上，它并没有使俄国摆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劳动与资本对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分离、剥削雇佣劳动，也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的所有制。
国有制一直被看作社会主义的一面红旗。然而，马克思早就指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国家是真正的土地占有者”。“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也就是说，私有制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的形态之一，它的另一种形态是国有制。那么，资本主义也不能被解释成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劳动者与分离和独立的物质财富生产的进行不仅在私有制基础上是可能的，而且在国有制的基础上也是可能的。所以，所有制不是界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本质，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国有制，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及早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所处的历史序列，就能避免诸如“大跃进”之类的空想和历史悲剧。
五、苏维埃政权的两难选择
前面讲过，十月革命仅仅意味着社会形态的部分质变。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落后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传统文化等旧质。具体而言，俄国在社会主义之路上横亘着三座大山：
1、苏联极度缺乏工业化资金，但它既不能像西方那样掠夺殖民地，而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也不能靠自身慢慢积累，唯有让工人农民作出牺牲，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可是工人农民当然不会自愿掏光腰包。
2、为了发展经济，必须容许小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必须实行非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这不但与布尔什维克的信念相背，而且，随之产生的不平等及特权、贫富分化等现象，亦将动摇革命政权的阶级基础。
3、革命政权本身如何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避免受到影响导致官僚化和蜕化变质呢？
苏共党内多次大论争，如1921年新经济政策之争，1923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原始积累”理论之争，特别是托洛茨基发动的官僚化问题之争，无不以这三个问题为焦点。
因此，布尔什维克党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时候，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恩格斯在研究德国农民领袖闵采尔时，曾经指出的两难处境：
“如果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时被迫出来掌握政权……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可药救的进退维谷之境：他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总而言之，他是不代表自己的党，自己的阶级，却去代表当时运动使其统治条件已成熟的那一阶级。他不得不用运动本身的利益来保护异已阶级的利益，他不得不以一些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已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68页）
六、苏联官僚政治的根源
斯大林为解决工业化资金问题，实行了极其残酷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如大饥荒时期，有“欧洲大粮仓”美称的乌克兰就饿死350万人。此时，苏联政府仍廉价出口了281万吨粮食，以换取外汇。（《读书》1998?1）官僚政治作为有效的阶级强制工具，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苏联政治官僚不仅是作为强制力量，而且是作为现代管理方式取得历史的委任状的。现代工业社会分工愈来愈细，组织愈来愈庞大，行政事务趋向复杂化，需要设立集中管理的官僚组织，需要特殊的官僚阶层担当此任。韦伯指出，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看，所谓现代化不过是“普遍的全面的官僚制化”。（《官僚制统治》第5页）
由于长期内战所造成的物资匮乏是苏联官僚政治的起点。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产品就不可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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