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而且,即使当这种变化到来时,农业也只能发生在那些能找到适于栽培植物的地区。也就是说,发展是有地理的先决条件的。
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不但决定它的发展趋势和水平,还影响它的民族性格。正如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的泛滥不可预知、来势凶猛,从而促成了苏美尔人的不安全感和悲观那样,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可以预知、势头平缓,助长了埃及人的自信和乐观。第三个文明,即希腊文明取得非凡成就的另一个原因是城邦的出现,这与希腊的临海多山的地形有关。
十、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通过中介因素实现的
埃及文明的出现,受益于苏美尔人的影响。在贸易过程中,埃及人了解到苏美尔文明,深受激励,使某些已在他们的流域地区产生影响的力量加速发挥作用,从而促进了文明的早日到来。公元前三千纪初叶,克里特的新石器文明已经建立很久了。小亚细亚或叙利亚的外来移民带着新技术来到这里。克里特岛人与外界的距离近到可以受到来自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影响,但又远到可以无忧无虑地保持自己的特点。这使他们的文明成为古代世界最优美、最有特色的文明。
罗马帝国的“陷落”的主因是生产率低下,而技术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于奴隶制度。奴隶制度使奴隶失去改进技术的积极性;而且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主人就不愿进行技术革新;奴隶制度对国内市场也起了抑制作用。看来,在封建社会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只要利润的取得不是通过经济本身,而是通过超经济的手段获得,那么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就是难以想象的。
这两个相反的例子表明,文明的兴与衰,发展或停滞,如果仅仅考虑民族或地区范围内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难免会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我们的看法是,仅仅在民族生产力的范围内,无法产生突破生产关系束缚的新社会的因子。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所能提供的物种和资源都是有限的,都不能为未来的表演,准备所有的道具。
传统唯物主义的一个重大缺陷是对中介因素的忽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中介因素,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起作用的。交往即是其中之一(还包括主体意识)。在社会内部,生产力通过交往关系起作用;在不同的国家、民族间,生产力通过国家和民族间的交往起作用。
正因为发展并不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所以,率先发生的变革,多半不是在中心地区的、富裕的、传统的、板结的社会,而是在边缘地区的、原始的、贫穷的、适应性强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秦帝国勃起于西陲,清王朝龙兴于白山黑水。在世界历史上,新古典文明发源地是当时落后的边缘地带即欧洲、中国、印度,而不是在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中东。资本主义的源头也是岛国英国,而不是远为富足的中国或其它中亚大国。
正因为发展并不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因此,那种认为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个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因而必须倒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的观点,是离开了交往,特别是民族间的交往去理解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
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亚兹认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也就是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的可能性。
一般来说,人类社会越原始、越孤立,受到纯粹的地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各个点之间表现出的相似性、规律性就越大。相反,世界历史愈是发展,各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就愈频繁,落后国家也就越容易吸取发达国家的最先进成就,从而实现飞跃。也就是说,它所表现的多样性、复杂性、不平衡性就越明显。
十一、生产和交往是社会实践的基本方面
我们将发展的根本动力归结为历史的人的实践。而社会实践两个最基本的方面是生产和交往。交往的需要来自于生产,但是,它一旦从物质生产中产生出来,就对后者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物质交往是物质生产得以实现的前提。物质生产从来就是社会性的生产,它必须以许多现实的个人的共同活动为必要条件,而这种共同活动只有通过物质交往才能实现。
第二,物质交往是保存已创造出来的物质生产能力的保障。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时,每一种发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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