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德国农民战争、宗教改革运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英国工业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前呼后拥，牵牵相结，天然而又有机地构成了一座历史丰碑，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和近代。从此，欧美资本主义摧枯拉朽，高歌猛进，开始了近代化的伟大行程。而在同一时期，古老的中国却像一位离群索居、特立独行的巨人，孤踞世界的东方。它对欧美发生的伟大变迁，或不闻不问，或嗤之以鼻，仍然在小生产的磨盘上旋转，在封建的庄园里昏睡，按照传统的节奏，缓慢而迟滞地移动着自己的脚步，结果失去了实现近代化的一次次良好的机遇。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也没有使它幡然醒悟。直到经过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创，它才犹犹豫豫地迈出了近代化的脚步，但这时挑战已经远远大于机遇了。

 这样，历史便给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问号：从地理大发现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数百年间，中国为什么对西方的变迁不闻不问，茫然无知？中国为什么对传统的秦砖汉瓦、唐诗宋词津津乐道、乐此不疲？中国近代化的脚步为什么启动艰难、踯躅蹒跚？……毫无疑问，原因是多重多种、错综复杂的，但华夷观念在其中所产生的滞阻效应却不可低估。

一、华夷观念的产生与畸变

 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叩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一直生活在东亚次大陆的封闭环境中。在东亚文明史上，中国始终居于文明的中心位置，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呈放射状影响着周边各族各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为此，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和一般民众皆以“天朝上国”自居，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

“华夷”或“夷夏”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代，“夏”与“夷”只是两个表示地域和民族的观念。《说文解字》载：“夏，中国之人也”；“夷，东方之人也”。约至春秋时期，“夷夏”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和民族的范围，被赋予文化的意义，主要用于区别尊卑上下，文明野蛮。“华夏”代表正宗、高贵、文明，“夷”则代表偏庶、卑下、野蛮。华夏族普遍认为，其他周边民族是下等的落后的民族，所以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即所谓“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异种也”[1]并以此为滥觞，在中国历史上有关“华夷之辨”“冠履之分”的论述不绝如缕。由此可见，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华夷观念与整个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对外指导思想。其具体原则是：

第一，在文化上，“华”文明有礼，而“夷”野蛮不知信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华夏是“天下”的文明中心，无须向蛮夷学习。

第二，在政治上，中国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天朝”，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逻辑，中国的皇帝是“天下”的共主。中国负有教化恩典蛮夷的责任，而蛮夷则有向慕中华，定期朝贡的义务。

第三、经济上，中国天子“富有四海”。“天朝物产丰富，从不假外夷以通有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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