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传入中国的世界知识只是被少数开明知识分子所接受，而绝大多数士大夫又采取了怀疑、排斥的态度，因此，当李之藻、徐光启等一代输入西学的大师辞世后，世界知识很快就被人忘记。结果，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对世界知识仍处于模糊混沌的状态中，道光皇帝竟不知道英国地处何方，就是林则徐初到广州时，也认为“茶叶、大黄禁不出洋，已能立制诸夷之命”。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近代化的历史，往往是以认识世界，走向世界为先导的。而在鸦片战争前后，华夷观念严重阻碍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中国近代化的车轮自然难以启动。

 危机意识是指一个人、一个集体或一个民族的思想、信仰、生存、地位等受到威胁时产生的一种不安全感。纵观东方落后民族的近代历史，危机意识的唤起，往往是民族自卫自强，实现近代化的重要条件，而我族中心、愚昧虚骄、夜郎自大则是步入近代化的无形敌人。

 如前所述，在古代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中国在东亚长期居于领先地位，遂使封建士大夫累世坚信：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地大物博，国力强盛，无与伦比。在这种华夷观念为基础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意识统治下，中国人根本不可能产生危机意识，即使萌生一点忧虑感，也被华夷观念一次又一次地淡化或剿杀。

 早在16、17世纪，西方殖民者侵略势力已在亚洲各地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锋芒。明人张燮在其《东西洋考》中叙述“佛郎机”人初来，“贡舟”一达广州，便施放“铳声如雷”的礼炮，接着“盖房树栅，恃火铳自固”。对于这些不知礼仪、兵械精良的西洋狄夷，封建统治者虽然产生了某种忧虑感，但并未上升到危机意识的高度，因为在其主观意识里，中国是拥有赫赫天威的上国，西方这群“外化生番”不足深惧。

 1557年葡萄牙人用欺骗手段入居澳门，从此，这里便成了西方殖民侵略的据点。其对中国的威胁自不待言。但明政府却认为：澳夷“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我即制其死命。”[6]清政府也认为：“澳夷外强中干，难以自生”，“是彼当仰命于我，我不应有虞于彼”[7]。明清封建统治者，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夷狄，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危机意识。

 鸦片战争前夕，由于英国加紧了侵华步伐，唤起了中国少数有识之士的危机感。其中，何大庚、钟进、包士臣等人都已认识到英国“国俗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海口埔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8]，敲响了“夷患”的警钟。但这种危机感仅产生于少数人中间，非但没有形成一股广泛的社会心理意识，反而被浓厚的华夷观念所化解。如嘉庆皇帝与大臣孙玉庭在嘉庆二十一年的一段对话，便充分反映了这一问题。嘉庆问：“英国是否富强？”孙道：“彼国大于西洋诸国，故强，但强于富，富则由于中国。彼国贸易至广东，其货物易换茶叶回国，转卖于附近西洋小国，故富，因而能强。我若禁茶出洋，则彼穷且病，又安能强？”[9]本来已经知道人家的强大，但又非把人家强大的原因归于自己，在这种华尊夷卑的虚骄心态下，危机意识只能处于冥冥中而不能萌发。

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惨败后，一些正统封建士大夫曾义愤填膺，对议和条约攻击尤力。他们惊呼：鸦片之役使大清帝国“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10]从表面上看，这些慷慨激越的言辞似不乏忧患之意，但仔细考察便不难发现，这些“忧患”之语多偏重国威、国脉等天朝面子方面，并未深明西势东进的整个国际形势，中国朝野人士并没有从华夷观念的梦魇中真正摆脱出来，

 没有危机意识就不会有奋起拼搏之行动。华夷观念一次又一次地淡化和剿杀了危机意识，使中国一次又一次地丧失了实现近代化的机遇，致使中国的近代化迟迟不能起步。

四  华夷观念压抑了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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