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地理大发现，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以往孤立分散的世界逐渐联为一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船坚炮利，攻破一个个封建的国门，对东方落后国家进行疯狂的商品倾销。此时，东西方之间的社会发展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差距，而是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时代差距”。在巨大的历史落差面前，东方民族要想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断然摒弃闭关锁国的政策，实现近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既进行兵战，又进行商战。

但在华夷观念体系中，对外贸易是无足轻重的。外贸的目的不是追求政治、经济和军事价值，而仅仅是为了抚恤外人，怀柔夷狄，满足一种毫无实在价值的虚荣心。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上自皇帝，下至臣民，普遍都否认中国对外通商的必要性。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是：第一，出于“天朝自大”心理，认为中国之所以允许与外国互市，并不是互通有无，而完全是出于“天朝”对“远夷”的恩赐。乾隆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锦为西洋各国必要之物，是以恩加体恤”[11]。至于中外贸易中海关所征商税六七十万两，则“实属无关毫末”。第二，出于对夷狄的鄙视心理，笼统地视洋货为奇技淫巧，主张力禁洋货进口和土货出口。管同在《禁用洋货议》中说：“凡洋货之至于中国者，皆所谓奇巧而无用者也，……是洋人作奇技以坏我人心，而吾之财安坐而输于异域。夫欲谋人之国，必先取无用之物，以匮其有用之财。”[12]鸦片战争时期，顺天府尹曾望颜在著名的封关闭海奏折中极力主张限制出口，他说：“愚以为今日要策首在封关。无论何国的夷船，概不准其互市，彼百数十船载来之货久不能售，其情必急，而禁绝大黄、茶叶，不令商民与之交易，更有以制其命。”[13]可见，直到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尚未产生近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观念。而对外贸易观念淡薄或空缺，恰是中国近代化延迟的重要原因之一。

诚然，华夷观念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为以上三个方面，但仅以上三个方面就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巨大的滞阻效应。结果，直到19世纪60年代，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创，以曾、左、李、张为代表的洋务派才开始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今日天下已非“华夷隔绝之天下”，而是“华夷联属之天下”，从而缓缓地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帷幕。但从地理大发现到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已经丧失了近300年的宝贵时光，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参考文献：

[1] 许慎《说文解字》卷四，中华书局，1979年。

[2][3]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下册，第51、52页。

[4] 卢志良《中国地图史》，第176—177页。

[5] 包遵彭《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一辑，第一册，第229页。

[6] 萧致治《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第75页。

[7]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一册，第141页。

[8] 魏源《海国图志》，第21页。

[9] 《孙玉庭自订年谱》，第54页。

[10]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第二册，第23页。

[11]梁廷楠《粤海关志》卷32，第8页。

[12]管同《因寄轩文集》卷2，第7页。

[1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9册，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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