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不原则"

　　据新出版的《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一书介绍，《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 ，迄今将近100年，其创始人为当今闻人英若诚先生的父亲英敛之先生。所谓"大公"，乃"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之意，即无所不包，采纳群论，毫无偏心。在24年的惨淡经营之后，由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以新记公司名义接手。他们将"大公"的涵义更具体化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八字，张季鸾对此的解释是："曰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曰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限于盲。"正是这"四不原则"，是上个世纪初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种舆论理想，既铸就了《大公报》的辉煌，也导致了《大公报》的尴尬。

　　二、"大骂小帮忙"

　　吴鼎昌执掌《大公报》时期，除了以"四不原则"为社训外，还宣布《大公报》以文章报国 ，以"文人论政"为特征，但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赢利，代民众讲话。抗战期间，《大公报》辗展于津、沪、汉、桂、渝、港，六易其馆，颠沛流离，历尽艰危，坚持不在日本人统治下出版一天。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要求在租界里出版的《大公报》仍要送检。《大公报》拒绝送检，于限期前一天断然停刊。在停刊号上，王芸生撰写《不投降论》的社评："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 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正因如此气节，1941年，美国著名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其最优异贡献奖授予《大公报》，后来联合国又推选《大公报》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

　　1942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陷落香港，情况危急。王芸生出面，陈布雷答应让胡乘机抵渝。王芸生去机场接人，直到最后一班飞机也未见胡的踪影，只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子从飞机上下来，由身穿洋装戴墨镜的孔二小姐接去。王芸生愤怒已极，发表了一篇措词严厉的社评，曝光了"飞机洋狗事件"，并揭露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利用公款购置私宅的丑行。文章发表后，引起巨大影响，蒋介石当即撤掉了郭泰祺的职务。但这仍未能平民愤，在遵义的浙大和昆明联大的学生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甚至喊出了打倒国民党的口号。此后，《大公报》还针对河南旱灾饿死几百万人的景象，连续发表了《豫灾实录》的长篇通讯及《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社评说："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谨死亡的地狱……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豪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文章发表的当晚，国民党军委停刊三日的命令就送来了，结果销路大涨。1944年底，王芸生还发表过《最近的战局观》的时评，要求蒋介石亲自督战；针对国民党政治黑暗、仕途污浊、官场腐败，以至妨碍抗战的事实，王芸生还发表 了《为国家求饶》的社评，猛烈抨击官僚和国难商人，强烈要求罢免孔祥熙和何应钦，三呼 "请你们饶了国家吧!"当然，抗检和被停刊的事也多次发生，有力的驳斥了个别人污蔑《大公报》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的谬论。在一党独裁的天下，一份微弱的民间报纸能到 此已创造了奇迹，一点不妥协是绝对不可能的。笔者甚至认为，《大公报》对国民党是"大骂小帮忙"。

　　据《百年沧桑》一书介绍，《大公报》对国民党的帮忙只有两次：一次是"飞机洋狗事件"后，在阵布雷的再三请求下，王芸生发表了《青年与政治》的社论，劝学生不要闹事。另一次则是，在抗战的最艰难阶段的1943年春，《大公报》发起了著名的"爱悔恨"运动。《大公报》认为，耶稣济世是由于爱，马克思倡社会革命是由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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