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第二年，针对国民党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主张"收缩钞券"、"收缩信用"、"收缩事为"，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坐不住了，一天，他专门邀请王芸生喝茶，并有六位部长陪同。入座之后，孔发言，就大公报的社论引用数字不确，表示抗议。场内气氛紧张，王芸生气定神闲，当即表示，若报上某点有差错，孔副院长或有关部门可致函大公报辩论或要求"更正"。
建国前夕，天津《大公报》被改组为《进步日报》，虽号称"解放区第一家民间报纸"，却有了党支部，并于6月17日发表了《新生宣言》；1948年，香港大公报复刊；1951年12月12日，重庆大公报公私合营，后改名为《重庆日报》；1953年初，上海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并宣布为公私合营；1957年，中共中央正式发文，称《大公报》为分管财经报道的"党报"；1966年，红卫兵查封《大公报》。
值得庆幸的是，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王芸生幸免于难。其后，他继续担任《大公报》社长，但不必管《大公报》的业务，专心修改《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后奉毛主席的指示，与曹谷冰合写《1926-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亲自忏悔《大公报》的历史。文革中，《大公报》被彻底砸烂，这次王芸生在劫难逃。据王芝琛回忆，王芸生蹲"牛棚"时， 偶尔可以回家。但回家时仍念念不忘"早请示"、"晚汇报"，若不是家人劝阻"您目前还 是专政"对象的话，他还执意要参加居委会组织的一群家庭妇女跳"忠字舞"。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主席让秘书找来了由王芸生编著的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参考资料阅读。会见时，毛两次提到这本书，并突然对在场的周总理讲，应该让作者王芸生也参加接待活动。其时，王芸生正在北京车公座一隅的"斗私批修"学习班接受"劳动改造"，突如其来的"特赦令"让他莫名其妙。不久，他被邀请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招待会，次年，又以政协常委身份参加了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随即被任命为中日友协副会长，并恢复一切代遇。此后，一直频繁参加各种外交活动。王芸生后来曾幽默地说："我这么一个一辈子干报纸的人，一下子成了'外交家'啦。"
王芸生的另两句名言则更令人难忘，一句是他在解放战争时曾警告蒋介石说："一打黄河为界，再打长江为界，三打共产党统一中国。"另一句则是他的临终遗言："一部书使我多活了好几年。"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
四、"第三个还是御用"
无论如何，"大公"这张报纸已成为历史，而且在我国新闻史上的地位无法抹去。正动也罢，反动也罢，只能由后人去评说。此外，还有几位名人与大公的关系亦不能不提。
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就是在上海《大公报》连载的，曾风靡一时。《三毛流浪记》的连环画册由王芸生作序。
范长江同志被誉为"我国新闻史上最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殊不知，当时年仅24岁的范长江的西北征程就是大公报支持的，其特约通讯也是在大公报上连载的，从而才轰动全国。抗战 爆发后，范长江又作为战地记者，奔赴前线采访并发表了一系"红色"报道，再一次轰动全国。范长江在和大公报合作6年后，突然离开大公报，离开原因非常有趣，《百年沧桑》一书作了详细披露。
金庸先生(原名查良镛)于1947年10月考入《大公报》上海馆担任翻译工作，次年香港刊复刊，派金庸前往，从此查先生才与香港结下了不解之缘，并用"武侠小说"震动海内外。金庸同"百堂剑主"陈凡和梁羽生三人都是从《大公报》起家，俗称"大公报三剑侠"。
另一个与大公报有忿怨的人，就是郭沫若。起初郭对大公报还是"兴赏倍加"，后由于张季鸾成了他的"情敌"后，再没有说过《大公报》一句好话。郭沫若的夫人叫于立群，于立群的大姐叫于立忱，于立忱不仅美貌绝伦，而且才华横溢，张、郭二人纷纷为之倾倒。张为人儒雅大方、风流倜傥、文采出众，于立忱亦为之倾倒。郭老在其《洪波曲》中披露，张曾经多次给于写情书，"缠绵缱绻，竭尽了倾倒之情"。1937年，于从日本治病回国后，自缢身亡，个中原因，至今仍是个谜。一次，张季鸾和王芸生到武汉，郭陪同游玩，正当小船离开小岛之际，王半开玩笑地说："郭先生，可不要脚踩两只船啊。"语意双关，令郭"满脸通红"，非常窘迫。1938年，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军委政治部，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陈诚约请王芸生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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