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普渡众生由于悔。在题为《我们还需要加点劲!》的社评中，《大公报》呼吁："我们要爱，爱国，爱族，爱人，爱事，爱理；凡我所爱，生死以之，爱护到底!我们要恨，恨敌人，恨汉奸，恨一切口是心非，损人利己，对人无情，对国无热爱，贪赃枉法，以及做事不尽职的人!我们要悔，要忏悔自己，上自各位领袖，下至庶民，人人都要低首于自己的良心面前，忏悔三天!省察自己的言行，检查自己的内心，痛切忏悔自己的大小一切过失!"这是一场狂飙运动，一洗人们胸中的萎靡和麻木，仿佛一把火种，"使人们的心灵深处冒起浓烟"。但是，国民党当局却大为不满，吴稚晖出面讲话："《大公报》宣传爱恨悔，有些形迹可疑。因为孙中山先生的学说只讲仁爱，从不讲恨。恨是马克思的理论，大公报恐怕是替共产党做宣传。"当即命令停止"爱恨悔"的宣传。
《大公报》最得意的宣传是，重庆大轰炸后期，国民党束手无策，张季鸾希望报纸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指使王芸生发表社评，"当敌机空袭我们时，《我们在割稻子》"。这一象征性用语，正如唐振常先生的评价，"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坚毅精神"，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不苟的气节。"
三、"这是委员长的意思"〖
大凡政治人物，对于舆论，虽刻意要求一致，但不等于他不重视舆论，甚至说重视过了头。蒋介石一再企图拉拢《大公报》，阴谋未能得逞，就千方百计加以钳制。《大公报》对国民党的批评，使他如芒刺在背，几次伺机除之，但碍于日寇当前和社会的力量未能成功。无论如何，读《大公报》却是他的必修课，据说，蒋的办公室、餐厅和卧室各放一份《大公报》。而毛泽东对《大公报》的重视就更不必说了。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抵延安，毛不仅隆重宴请大公报记者，还发表了重要讲话，盛赞"只有大公报不称共产党为'匪'"。张季鸾死于重庆的防空洞，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都发来了唁电和褒扬令，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王明、博古、吴玉章、林伯渠也都发来了唁电，国共两党领导人的评价之高和悼念活动的隆重都创了"记录"，甚至连流氓大亨杜月笙都抚棺痛哭，连呼"张四哥，四哥"，悲痛至极。
真正将《大公报》导入辉煌历程的报人，除了张季鸾，就是王芸生。王芸生自进入《大公报》后，生活清贪、孜孜以求，用高尚的人格和过硬的业务水平为中国新闻界树立了榜样。据其子王芝琛先生回忆：1938年，国民政府聘请王先生担任"军委会参议"。由于他有过多次拒绝当官的"前科"，送来聘书的同时，陈布雷还亲自打了电话："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勉强收下吧，好在只是个空头衔。"到了月底，军委会竟送来了高额薪水。王芸生非常生气，将聘书和钱如数退还。陈诚将军当面对他说："芸生先生，你不要太清高了!"王先生解释说，"我服从司马迁的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意思说，头上已经戴上了新闻记者的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
另两则故事，更能体现王芸生的个性：
其一，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宣部每周都要举行例行招待会。正当长沙弃守时，例行的记者招待会由一位陆军少校主持，他对战局推测守口如瓶，答记者问，总是说："军事秘密!"当时局势严重，记者更纳闷，鼓噪唏嘘，由在座的财政部长俞鸿钧出面解围，风波始平。突然，坐在前排的王芸生站了起来："这是什么话?成什么体统?抗什么战?究竟机什么密呀?简直气死人。不听招待会了，走，大家都走，各位同仁跟我走。"会场气氛紧张，不欢而散，有人小声说："王先生发脾气了，好家伙，除了他谁敢?有种有种!"
其二，早在1940年夏，四川粮价暴涨，百姓叫苦不迭，王芸生发表了题为《天时人事之雨》的社评，呼吁用曹操借人头的办法，杀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以平抑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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