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界人士或公开布道，捍卫旧约；或冒着生命危险救助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帮助他们逃脱盖世太保或集中营的魔爪。如福尔哈贝尔红衣主教、普赖辛格伯爵主教、加伦伯爵主教、格勒贝尔大主教，以及像“天主教行动会”领袖克劳森纳博士、哲学家特奥多尔·海克尔、赫尔曼·穆克曼和弗里德里希·穆克曼兄弟等天主教俗
界领袖等，他们“始终使天主教保持了反抗精神”。而在新教教会方面由马丁·尼默勒牧师、符腾堡主教武尔姆、迪特里希·邦赫费尔牧师和汉斯·克里斯蒂安·阿斯姆森牧师以及其他教俗两界领袖领导组成的“忏悔教会”，也对独裁政府的政治和宗教压迫进行了壮烈的抵抗。⑷ 尽管教会在第三帝国时曾同纳粹的邪恶精神作过斗争，但这并未成为他们逃避责任的借口。1945年7月，柏林明认教会发表了《致牧师和教区书》，指出：“我国人民有90％是受过洗礼的基督教徒，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未作多大的反抗就让人剥夺了其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基督教特征，这对于我们德国人民是一桩深为可耻的事实 ……我们必须远溯德国的思想史，以便说明为什么我们如此轻易地被引入歧途。长期以来的错误发展使我们在遇到诱惑的时候经不住考验”。10月，新成立的“德国福音教会”发表了斯图加特认罪书，公开宣告：“我们极其沉痛地说：是我们给许多民族和国家带来了无穷的痛苦”。 ⑸ 斯图加特认罪书的重要性在于它宣告了每一个基督徒对纳粹体制在德国的建立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并要为此而赎罪。
对纳粹暴行的揭露和对罪责问题的讨论，使整个民族认识到：“个人必须对他在尽职中和执行命令过程中所造成的对法律的违反负个人责任”。⑹ 个人不能脱离于自己民族的命运。他们既然未能阻止暴行的发生，就必须为此而承担后果。1945年6月，汉诺威地区的一个基督教民主联盟发表了“ 团结德国人的号召”，提出：“民族社会主义把德国人民陷入到了下幸之中，这在其漫长的历史中还没有先例，它使德国人民在全世界蒙受了羞愧和耻辱，如果我们人民的大多数不屈从于利己主义，这将永远不会发生”。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民族进入到了深深的心灵探索中，重新认识了国家的作用和价值问题。
（二）在盟国实施审查制度后，开始了德国文化的“重建”。重建时期的德国文化面临着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就是要对受纳粹毒害的国民进行民主思想的“再教育”。宣传政治民主思想、清算纳粹主义、反思德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帮助德国人民从道德和精神的废墟中解脱出来，是这一时代的主旋律。
在最初获得批准出版的新闻刊物中；主要的有本诺·赖芬贝格在弗赖堡创办的《当代》、初创于俘虏营中的《呼声》和雅斯贝斯的《转变》，此外还有《法兰克福杂志》、《德意志展望》等。这些都是由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创办的，他们面对“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发出呐喊，呼唤人道主义的重生，试图从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中去复苏人性，摆脱法西斯主义。《呼声》宣称其宗旨正如它的副标题“来自年轻一代的独立作品”一样，要充当正在兴起的一代民主的德国人的喉舌，他们特别把启蒙人道主义看作为改造战后文化的一种养料。《转变》的宗旨则是要帮助德国人在已沦为道德和精神废墟的人世里确定自己的方向，要使德国人在“沉思中发现自己”，改变无个性的德国人 使他们“由忍耐顺从的、无个性的动物变成独立而觉悟的、注意保护的自由的人的集体”。⑻《转变》还第一次向德国读者展现了波茨坦宣言以及纽伦堡审判材料等文献。
在文学领域，这时期流亡文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人们如饥似渴的阅读着流亡时期写成的德文书籍，如福伊希特万格的《假尼禄》，亨利希·曼的《亨利四世》，安娜·希格斯的《过境》等。这些小说都鞭挞了纳粹政权，讴歌了人道主义。特别是托马斯·曼的作品更是震撼人的心灵，他的《浮士德博士》是认识和解释德国地狱之行的一次伟大尝试。他的另一部小说《绿蒂在魏玛》则借主人公歌德之口批判了普鲁士民族主义者的沙文主义偏见、自大狂和侵略性，他还对德国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认为不仅仅是少数几个人把德意志民族推向了深渊，而且也因为这个国家自身的缺陷而共同酿成了民族的灾难。在国内，著名的则有赫尔曼·海塞和恩斯特维歇传，他们都号召实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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