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反对洋务派“中体西用”之说者大有人在，一位名袭可俘的孝廉便讽刺‘冲体西用”是 “以牛为体，以马为用”。无异于把马腿装在牛身上，不可能定千里之路。严复赞赏这个比喻。作为“体”的封建伦理道德，与作为‘凋’’的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是不能合二为一的。所谓“中体西用”的提法是非牛非马不伦不类的滑稽腔调。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另一种提法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严复批驳说：“往者中国有武器而无火器，尝取火器以辅不足矣，……顾使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是辅所不足者，果得而遂足乎?有火器者遂能战乎……此其效验当人人所能逆推，而无假深论矣。甲午战争时中国的海军势力并不亚于日本，为何一败涂地至于全军覆没，巨资购置的军舰成了日本的战利品。

可见封建的名教纲常、等级制度、主仆关系等等不变，向西方借取的科学技术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体西用”还有一种提法是所谓“政本而艺末”。“艺，指名、教、质、力等科学。有个别大人物很瞧不起西方科学。严复在《天演论》译序中说：“有一二巨子诚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不懂装懂，胡说一通。严复指责这种认识是颠倒错乱。他说：西方的良政都是由于遵循了公例通理而达成的，“赫胃黎氏有言：‘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政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细，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e轻视科学的“政本艺末”观念，正是中国在“物竞天择”中居于劣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洋务派对西方富强之门道，“亦尝仪袭而取之矣，而其所以无效者，正坐为之政者，于其艺学一无所通，不通而欲执其本，此国财之所以糜，而民生之所以病也”。‘政本艺末”观念比“中体西用”更落后，对国家改革的阻碍更大。严复联系实际，从理论上批判了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推动了爱国的知识分子去正确对待学习西学，有利于先进的西学理论的传播。

3．宣扬合群的作用

如果说前面所介绍的天演思想的作用，是摧陷廊清封建专制主义与蒙昧思想，那么，他介绍的群学理论则是要发挥中国人口众多的优势，团结起来，迅速改变困境。中国虽人口多，可是历来被外国人讥笑为“一盘散沙”。只有家族观念、宗族观念，缺乏民族观念、国家观念。甲午战争失败即由于全国上下没有团结一致，北方危机南方观望；首都震动，四海宴然。没有群体观念，李鸿章推卸战败责任，说他是“以北洋一隅之力御矮人全国之师，严复同意他这句话有一定道理。所以中国要改变贫弱状况，必须培养优秀的国民性。严复说：‘‘其群之治乱强弱，则视民品之隆污。”⑩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认为中国的国民性必须改变的有五种：一是对国家命运的淡漠态度；二是奴性；三是自私的旁观态度；四是保守怯弱；五是自我封闭，盲目虚骄。国民性的转变是社会向上转型的必备条件。要使国民性由劣转化为优，必须运用群学。严复说：“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两句话并不能完全表达天演论的涵义，群体的作用往往能够改变个体的劣势。

严复说：人群能生存发展，由于人慈爱幼子的天性。这种天性也是产生于私。“由私生慈，由慈生仁，由仁胜私”④。爱心也是人类的天性。如果“不能爱则不能群，这仅仅是人之能群的生而有之的性格，至于人群之优劣，则另有许多因素。时期之后安定社会的思想准则。对于消洱群体内部的争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实际上，损人利已是剥削阶级的天性，时时刻刻会表现，只是受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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