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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政治变革中的天文灾异论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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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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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中，有一些关于自然的特殊知识，被称为“天文”和“灾异”。“天文”大多是指各种奇异的天象，如日月食、彗星流星、客星新星、五星会聚之类，也包括一些古人误认为是天文现象的大气现象。古人以为，这些天象的发生，常常预示着人世间将要发生变故，因而往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天文”实际上就是一种占星术。除了奇异天象之外，自然界还有许多发生在大气中或地上的奇异现象，如雷电、风暴、水旱、地震、潮汐、瘟疫、蝗灾之类。这些现象大都带有灾害的性质，所以被称作“灾异”。同样，“灾异”的发生，也常常被视为是反映了国家治理上的得失，所以“灾异”现象在中国古代也受到非常的重视。既然重视，中国古代就特别注意对“天文”和“灾异”现象的观察，留下了许多记录，保存在历史、类书、占星术、博物志、皇朝实录、笔记小说等各种各样的古代文献中。例如， 中国最早的编年史《春秋》中就记有32次日食；历代的“正史”大多有专门的“天文志”或“五行志”，记录奇异天象和其它“灾异”现象，并记述有关的事应。
中国古代关于“天文”“灾异”的记录，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数量大、可靠性强，具有系列长、连续性好、内容多样等特点，因而为当代的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数据。最有名的例子在天文学上，席泽宗等人对中国古代“客星”记录的整理与研究，为现代天体物理学上恒星演化理论提供了极有力的证据。另外还有日月食、五星掩犯、流星雨等记录也引起了现代天文学上的兴趣。在气象学上研究气候长期变化、在地震学上预报地震、在医学上研究环境与流行病的关系等等，都可能从这些记录中发现有用的证据，所以有人提出“历史自然学”的概念，就是指这种利用历史上关于“天文”“灾异”等自然现象的记录来进行相关自然科学的研究。[1]
尽管这样的研究很有意义，但它不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的兴趣还是在于“天文”“灾异”之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古人记录观察和记录这些现象，其目的肯定有别于现代相关的自然科学，也不是为后人所谓的“历史自然学”提供数据。就算是提供了有用的数据，也是在古人意料之外，不应被看作是古人从事这种知识活动的目的。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中国古代为什么对“天文灾异”这种知识这么重视？古代对“天文灾异”有什么样的论说？这种知识活动与社会政治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这些并不是全新的问题，其实在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中，这样的问题早就提了出来。李约瑟(Joseph Needham)早就提出中国古代天文学具有“官方”性质，因而在儒家政治统治力极强的官僚社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席文(Nathan Sivin)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强调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政治学目的。后来有更多的学者，如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黄一农、江晓原等都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天文学”有所研究，其中江晓原的《天学真原》一书，是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的尝试，着重讨论“天学”[2]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这些研究为我们研究“天文灾异”之学提供了一些思路，本文将进一步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对历史的真实情境做一点具体的、经验性的研究。
本文将探讨北宋时期关于“天文灾异”的论说。北宋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重大的经济与政治改革，社会思想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北宋重文轻武，文人得到重视，可以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士大夫对国家盛衰安危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希望通过革新政治来改变国家“积弱积弊”的局面。为了推动改革，北宋的士大夫们想到了从当时的主要学问“经学”中去找思想依据，提出了“通经致用”的学术理想。“天文灾异”学说也是传统经学中的一部分，因而在新的学术思潮下必有新的表现。北宋时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主要表现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权力斗争，这在王安石新政时期表现尤为突出。改革派支持改革，保守派反对改革，双方都要在思想学术中为自己的主张找到依据。其中一种表现是，他们都对“天文灾[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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