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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政治变革中的天文灾异论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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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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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悉， 就中役法一事为天下害实深。 …夫人为天地心，天地之变人心实为之故。 和气不应，灾害洊作。 盖下令如流水之原， 取其顺和之易也。 ［新法］经六年而事功莫效， 顾其事必有未协于民者矣。[33]
要改法，必先改人， 否则后患无穷。
吕惠卿是推行王安石变法的干将，由于腐败及保守派的攻击，神宗此前罢免了他。此时御史中丞邓绾上言，不但称赞神宗断然罢王安石变法之干将吕惠卿，还借彗星天变进一步攻击王的另一干将章惇[34]，实际上是攻击王安石及其新政。
所有保守派的大官僚，都把彗星和变法革新联系起来， 请求把新法废除。这时王安石不得不对此进行驳斥。他坚持“天变不足畏，” 在其说答手诏中说：
臣等伏观晋武帝五年， 彗实出轸； 十年， 轸又出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 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 人道迩， 先王虽有官占， 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究，人事这变无已， 上下傅会， 或远或近， 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
《乙巳占》是唐朝李淳凤撰写的占星著作，影响很大，唐以后成为占星术的经典。这里王安石是利用历史事实与“权威”占星书的矛盾，说明“天道”无关人事。他接着又说：
周公、召公岂欺成王哉。其言中宗所以享国日久， 则曰严恭寅、畏天命， 自度治民不敢荒宁。其言夏所以多历年所，亦言德而已。裨灶言火而验，及欲禳之国侨不听，则曰：不用吾言， 郑又将火， 侨终不听，郑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荒诞， 况今星工， 岂足道哉？所传占书， 又世所禁， 謄写儰误， 尤不可知。[35]
这是进一步用历史事例说明占星术不可靠，复杂的人事决不是占星术所能预料的。
虽然王安石坚持“天变不足畏，”但在“天变”面前，他还是不得不作一些自省的表示。在熙宁八年十月彗星出现时，由于神宗避正殿，减常膳，他也只好于十月十七日（乙巳）上表待罪，诏答不允，才此作罢。到了十月十九日丁未， 彗星没。 次日王安石等又上表乞御正殿，复常膳。[36]
然而，保守派们借“天变”而对新政发起了攻击还是取得了效果。迫于保守派的压力，加上变法派内部的分裂，王安石于熙宁七年辞去宰相职务，虽然熙宁八年神宗再次起用王安石，但他终于在熙宁九年再次辞相,规模宏大的变革最后还是免不了失败的结局。变革成败与否固然是有许多社会政治因素决定的，但是关于天文灾异的论说却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四、 结论
天文灾异之学作为对自然界奇异现象的观察，以及对其与人间事务的关系的论说，是中国古代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出发，产生出一种特殊的知识方法，就是要通过观察自然界的非常现象而去把握有常的道理，这就使得中国古代对自然界的异常现象特别的好奇与敏感。但是，天文灾异之学作为一种学问得以发展，仅有好奇与敏感是不够的，它必须要有一定的用处，同时需要制度化。天文灾异经汉儒董仲舒等人按“天人感应”的思想，用阴阳五行学说作过一番改造，使之成为一种“天谴论”的儒家政治学说， 也就是《中庸》中所说的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 国家将亡， 必有妖孽。”这样，天文灾异学说就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批评与权力斗争的工具，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的社会政治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为政治服务是天文灾异之学最大的用处。这种知识的建制化，就是要使之成为一种普遍认可的、权威性的学术的一部分。天文灾异之学在中国古代就是作为“经学”的一部分而存在的。经学是儒家社会最高的学问，天文灾异之学之所以在经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就在于它为儒家“通经济世”提供了一种有用的说法。天文灾异之学借经学而体制化，从而不断得到发展，不断在社会政治中得到运用。
北宋年间关于天文灾异的论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欧阳修等古文运动家对“天人感应”的天文灾异说的怀疑和批判，是对“君权神授”的天命观的一种否定，坚持要从“人情”、“民心”出发来理解经文中“先王之意”，从而为改革提供了说辞。王安石提出的“天变不足畏”的天文灾异观，也是符合他的改革的需要的。当保守派反对他变时时，也是借用天文灾异论说来批评他的“新政”，为此王安石就必须要提出新的灾异论说以驳斥保守派的攻击。 所有这些，又都是在“经学”的学术框架下进行的。作为经学中一部分知识的天文灾异论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学问。各家对天文灾异的论说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倾向，而政治倾向又反过来影响了这种专门的学问。这种相互影响甚至会涉及了很具体的学术上细节。天变灾异什么时候都会出现，但熙宁八年的彗星为什么会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变革与反变革的政治斗争形势使然也。
参考文献
宋正海、孙关龙、艾素珍主编，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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