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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政治变革中的天文灾异论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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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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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之兴，受命于天，故易世谓之革命。汤武之王， 上顺天命， 上应人心，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天道变革，世故迁易，革之至大也。”“观四时而顺变革，则与天地合其序矣。”[12]社会人事也要像“天道变改”一样，随时而变革。程颐说：“三王之法， 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损益文质，随时之宜。”[13] 他们通过对《易》的新解释，他们把变革说成是“天地之道，”所以是非改不可。可见易学这样一门经学，即便是在后来趋于保守的理学家看来，也可以为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宋代经学中表现出来的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对所谓“天命”的怀疑。“奉天承运”、“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思想，是汉以来经学的重要指导思想，具体的表现就是用阴阳、灾异、谶纬等解经。宋代学者对“天命”表示怀疑，或认为其不可测，所以强调“人情”、“民心”。讲学是宋代经学的一种风气，孙复、石介、胡瑗等在各地讲学，都开始对经籍提出新解，提倡明体达用。[14]胡瑗撰《洪范口义》二卷，系针对汉代阴阳灾异的解释而发。他阐释“天锡洪范”是帝尧所赐，而非天命神龟所赐；反对汉儒阴阳五行妄说，把它作为历史事件解释。虽然还沿用天人合一说，但精神本质已不一样，强调的是“人”， 而不是“天 ”。他解释为什么“庶征”在“稽疑”之后说：“夫龟筮共从于人，神明胥契其道， 则庶征莫不至。”[15]只要人事做好了，各种好的征兆自然就会到来。二程也说，“圣人创法， 皆本人情。”天命观的变化，必须涉及与之相关的天文灾异论说。而欧阳修则对“天命观”提出了最大胆的怀疑，对宋代的天文灾异论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欧阳修看来，朝代兴盛，并非天命，天命不可知，惟谨人事而已。 他对天命的这种看法，在他主持撰修的《新唐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新唐书》各卷之后的“赞”，大多为欧阳修的亲手笔。在《高祖本纪》后的“赞”中， 欧阳修提出，自古帝王受名，其统治有长有短，说明“天命岂易知哉！” 关键在于兢兢自勉，用好的的制度纪纲进行维持，这样就自然有德，而“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所以“天命”实际上在于“人事”。这种思想落实到经学上，就是疑古， 就是坚持要通过“人情”来理解经典。如果经疏用阳阳、灾异、谶纬等神秘的违背常情的东西来解释经典，那一定是妖言异说，不是说经，而是“乱经。” 欧阳修著有《诗本义》，提出要正本清源，以意逆志， 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其中对郑《笺》中的谶纬成份提出批评。例如，《商颂·玄鸟》：“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郑玄解为“吞鸢卵而生契。”欧阳修质之以人情事理， 认为“人必因父母而生，非自生也。…无人道而生子， 与天自感于人而生之，在于人理皆必无之事， 可谓诬天也。”[16]在《易童子问》中， 他指出：“何独《系辞》， 《文言》、《说卦》而下， 皆非圣人之作。”“十翼”中的六篇被他认为是非圣人之作。[17]这一论断， 石破天惊，连他的得意门生曾巩（字南丰）、苏轼（字东坡）也都难以置信。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易云：“欧阳公以《河图》、《洛书》为怪妄。东坡云：‘著于易，见于论语， 不可诬也。’南丰云：‘以非所习见，则果于以为不然。是以天地万物之变，为可尽于耳目所及， 亦可谓过矣。’苏、曾皆欧阳公门人， 而论议不苟同如此。”[18]
欧阳修这种对“天命”的大胆怀疑，表现在灾异观上，就是对“灾异谴告”说某种程度上否定，认为日食、星变等怪异虽然不能断然否定，但不认为它们与直接与人事相关。这又表现在他的史学观上，他撰写历史，重人事，轻天命，承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认为董仲舒、刘向、刘歆等的天人感应说，是“曲说以妄意天。”所以他说：“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而在《新五代史》中，他一改汉以来书史必言“五行”的做法，干脆就没有包括“五行志”一章。但毕竟经学中有涉及灾异的内容，一概削去在当时似也难被接受，所以在稍后编撰的《新唐书》中，他做了一些折衷，保留《五行志》，但编纂原则是“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对此欧阳修这样解释道：
圣人不绝天于 人 ， 亦不 以 天 参 人 ． 绝 天 于 人 则 天 道 废 ， 以 天 参 人 则 人 事 惑 ， 故 常 存 而 不 究 也 ． 春 秋 虽 书 日食 、 星 变 之 类 ， 孔 子 未 尝 道 其 所 以 然 者 ， 故 其 弟 子 之 徒 ， 莫 得 有 所 述 于 后 世 也 ．”所以他强调要修吾人事： “人 事 者 ， 天 意 也 ． 书 曰 ： 「 天 视 自 我 民 视 ， 天 听 自 我 民 听 ． 」 未 有 人 心 悦 于 下 ， 而 天
意 怒 于 上 者 ； 未 有 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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