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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政治变革中的天文灾异论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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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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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说的看法，是针对借灾异而反对变法的论调而发。王安石开始变法时， 那些代表官绅豪强大地主阶层的保守派的官僚士大夫们，全都拿“天变”来向宋神宗进行恐吓，企图阻止变法。御史中丞吕诲，在熙宁二年就上疏弹劾王安石：
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 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矣。伏惟阶下图治之宜， 当稽于众。方今天灾屡见， 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21]
吕诲要把“天灾屡见，人情不和”归咎于变法，从而制止变法。但他弹劾王安石并没有得逞，于是又宰相富弼，在熙宁二年罢相离任时对神宗说， 王安石“所进用者多小人”，以致天降责罚， “诸处地动、灾异”， 所以“宜且安静”，不宜改革。和司马光一同做翰林学士的范缜，在熙宁三年正月了上疏说：
今以盗跖之法而变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 而中外尺疑也。 陛下以上圣资， 励精求治， 宜先道德以安民心， 而服辊夷。 有司乃皇皇于财利， 使中外人心惊疑不安，臣恐四夷有窥我也。乃者天雨土，地生毛， 天鸣， 地震， 皆民劳之象也。惟陛下观天地之变， 罢青苗之举， 归农田水利于州县， 追还使者，以安民心而释中外之疑。[22]
这是借灾异、天变对王安石青苗法、水利法及对外政策进行攻击。做御史的程颢，虽然有改革的思想倾向，但对王安石的新政也持反对态度。他先于三月四日上《谏新法疏》，反地苗等法，接上又于四月十七日再上疏说：
天时未顺， 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 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象、俯察人事者也。[23]
保守派们反对变法，都是借灾异来危言耸听，仿佛新法不止，天变、灾异就会连连不止。
面对保守派借灾异而发起的围攻，王安石必须要对此做出回应。王安石指出，“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24]事实上，他早在嘉祜八年前后就撰有《洪范传》，在经学上为他的观点找到了根据。《尚书洪范》“咎征”中有“狂恒雨若”、“僭恒旸若”等语，董仲舒、刘向等汉儒把“若”字解释为“顺”字，意思是说，人君如行为不正，上天就会相应地“顺”之以灾异，灾异的形式是与不正的行为相对应的。王安石在《洪范传》中，把“若”解为“犹如”， 而不是如汉儒所说为“顺”， 这样便对洪范“念用庶征”作了新的解释。他说，
言人君之有五事， 犹天之有五物也。 …天者固人君所当法象也，则质诸于彼以验此， 固其宜也。 然则世之言灾异者， 非乎？曰： 人君固辅相天地以理万物者也， 天地万物不得其常， 则恐惧修省， 固亦其宜也。 今或以为天有是变，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 或以为灾异自天事耳， 何豫于我， 我知修人事而已。 盖由前之说， 则蔽而葸； 由后之说， 则固而怠。 不蔽不葸， 不固不怠者， 亦以天变为己惧，不曰天之有某变， 必以我为某事而至也。 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征”之意也。[25]
王安石这里要说明的是，对天变畏惧固然可以，但没有理由把某个具体的天变（“是变”）与某项具体的过失（“是罪”）直接联系起来。王安石指出，若是君王既“狂”又“僭”，“则天如何其顺之也？”意思是水、旱是矛盾的，不可能同时“顺”“狂”与“僭”。在他看来，天变与否，并不相关，重要的还是“修人事”，这才是真正的“念用庶征”的意思。这样，王安石就通过对“经义”新解释对灾异说进行了巧妙的回应，意思是即便有天变，也不能归咎于新政。如果真是要重视天变，那就应该改革政治，以顺应人情民欲。 所以他接着又说：
‘庶民惟星， 星有好风， 星有好雨’， 何也？ 言星之好不一， 犹民之欲不同。 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后得其所好，而月不能违也， 庶民之欲不同， 待卿士而后得其所欲， 而卿士不能违也， 故星者， 庶民之征也。
‘月之从星， 则以风雨’， 何也？ 言月之所好恶不自用而从星， 则风雨作而岁功成， 犹卿士之好恶不自用而从民，则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 书曰： ‘天听自我民听， 天视自我民视。’夫民者， 天之所不能违也， 而况于王乎， 况于卿士乎？[26]
本来是学术上的对个别字义的解释，居然会对导致截然不同的灾异观，从而成为不同政治主张的理论依据，可见经学与政治关系之密切。守旧派也利用《尚书》写出自己的著作来和王安石作斗争。范纯仁作《尚书解》，以为《尚书》“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意思就是反对新法。苏轼是欧阳修的门人，政治上倾向于改变，但主张“渐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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