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北宋政治变革中的天文灾异论说 |
 |
时间：2009-7-24 13:44:52 来源：不详
|
|
|
强调“人治”，在政见上每于王安石等变法派不同，所以他也撰《书传》，在学术上与王安石立异。程颐为洛党之首，则从理学角度反王学，撰有《书说》。反王的大守旧派文彦博撰《二典义》，其中新义不多，只是为反王说而作。见于《宋史·艺文志》及《经义考》的反王著作，尚有下列一些：曾肇《尚书讲义》八卷，吕大临《书传》十三卷，张庭坚《书义》， 杨时《书义辨疑》一卷（《三经义辨》之一， 专为驳王氏父子而作）， 《尚书讲义》， 孔武仲《书说》十三卷（《东都事略》载他为元祜党人），孙觉《尚书解》十三卷等。其中杨时不仅在学术上反王，更主要是在政治陷害王的学术成就。 他在宋钦宗时任国子祭酒，把蔡京蠹国病民致国家于危亡之罪，全归咎于王安石，上疏说：“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 …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 …当时司马光已言其害。”[27] 一门经学，其论争搞得如此轰轰烈烈，原因就是它可以用来传达不同的政治见解。
除了著书立说，保守派还使用其它方式对王安石的变革理论进行攻击。熙宁三年（1070），翰林院正要对于谋求“馆职”的李清臣等进行考试，翰林学士司马光拟了这样一道“策问”：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 了不相关，薄食、震摇， 皆有常数， 不足畏忌。 祖宗之法， 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耶？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愿闻所以辨之。[28]
这里司马光显然是要借“策问”来对变革之论进行驳斥，为其反对变革的主张制造舆论。虽然这道题目还是被神宗否定了，并批令“别出策目，试清臣等，”但神宗还是对此事不能释怀，次日就召王安石训问一番，对改革表现出疑虑与信心不足，尤其对“天变不足畏”的说法，表示不能接受。王安石则回答说：“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即是畏天变。”[29]保守派的这一招，实际上达到了动摇神宗支持改革的决心，从而达到了他们反对变革的目的。
在王安石推行新政的八年中，这种借天变、灾异来反对改革的论调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给具体实行改革造成了极大的阻碍。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和消极抵制，新政始终就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落实。到了熙宁七年，由于变法而引起的种种矛盾开始激化，神宗也因为“久旱，忧见容色， 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叹息恳恻， 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新政有没取消的危险。尽管王安石解释说：“水旱常数， 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 累年丰稔； 今旱暵虽逢， 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但神宗还是说：“此岂细故？ 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30]
熙宁八年十月初七（乙未）， 彗星出轸。（天文志：八年十月乙未，东南方轸宿度中有星，色青白， 如填星。丙申西北生光芒， 长三尺， 斜指轸宿， 若彗星。丁酉兴芒长五尺， 戊戌长七尺。）按照过去的灾异观，这算是很严重的“天谴”了，皇帝在这个时候要“避正殿，减常膳，”表示对天的敬畏，做出自我检讨的姿态，并要求朝臣批评政治得失。宋神宗免不了这种灾异观的影响，加上他对新政的疑虑，于是就在当月十日（戊戌）下了一道手诏给王安石等， 说：
朕以寡薄，猥承先帝末命， 获奉宗庙，顾德弗类， 不足仰当天心。 比年以来， 灾异数见， 山崩地震， 旱暵相仍， 变尤大者。内惟浅昧， 敢不惧焉。其自今月己亥，不御前殿， 减常膳，如故事。卿等宜率在廷之臣， 直言朕躬过失， 改修政事之未协于民者以闻。[31]
保守派抓住了这个反对新政的好机会， 马上就有知颖州的吕公著在《答手诏》的奏疏说：
臣闻晏子曰：“天之有彗， 以除秽也。”考之传记，皆为除旧布新之象。皇天动威，固不虚发， 意者陛下之仁恩德泽犹未布于天下。而政令施设所以戾民者， 众乎何其谴告之明也。陛下既言恐惧修身之言，必当有除秽布新之实， 然后可以应天动民， 消伏变异。 …今 民不安业， 畎亩愁叹， 上干和气， 携老挈幼， 流离道路， …
陛下有欲治之心，而无致治之实，何哉？殆任事之臣负陛下之高志也。…臣闻安危在出令， 治乱在所任， 故皋陶戒舜曰：“在知人， 在安民”。 愿陛下以知人安民为先，除秽布新以答天戒， 则转灾为福， 不旋时而应矣。[32]
这是说，因为神宗用人不当，所以才造成天地变异，矛头直指王安石等改革派。富弼也答手诏，劝说神宗要择众说以执政，不能只用少数人的意见，意思也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更有张方平答诏，明说天变为新政之之害：
今夫政事之未协于民， 固有之矣。大抵新法行已六年， 事之利害非一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