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针对中外学术界对明清经济发展估计过高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文章对明清和战国秦汉、唐宋的农业生产和流通的诸方面进行比较，指出明清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广度上，由于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停滞或下降。文章还试图对明清商品经济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的条件下比前代有超越性发展的“悖论”作出解释。指出明清商品经济并没有真正割断其自然经济的脐带，脱离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轨道，因而也没有能够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1]

　　[关键词]明清；农业经济；劳动生产率；商品经济；发展与制约

　　一、问题的提出和经济发展的标准

　　近年来，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和中国的一些学者通过各自的研究，都对明清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比较高的评价，形成两股相互呼应的学术潮流，其共同的学术背景则是对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的批判。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后者是站在以近代西欧为中心的立场上观察和剪裁中国历史而形成的偏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甚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借口和依据之一。二战以后，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在日本和欧美都受到了批判。中国学者也对中国停滞论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提出批判，并在这一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这对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种批判恐怕也有一个“度”的问题，我们的步子究竟迈多大才能既破除西欧中心论的偏见，而又不至于偏离真理？

　　明清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是高峰还是低谷？一是要有正确的衡量标准；二是要进行全面比较。

　　发展的标准问题，前些年讨论黄宗智“内卷化”[2] 理论时已经接触到。黄宗智强调，经济若只有量的增加而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能说“增长”，不能算“发展”；同时又以“工作日报酬”的增减作为衡量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否的标准。这一观点受到我国一些学者的批评。我也认为它有片面性，没有完全摆脱基于西方工业社会经验的影响；但不应由此否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我认为，衡量经济发展与否，归根结底要看资源利用的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而劳动生产率也应是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讨论《白银资本》[3] ，也涉及发展标准问题。弗兰克强调白银贸易的意义，实际上是离开生产、离开制度、离开生产方式，片面地以贸易量的多寡（暂时撇开对贸易量估计是否正确的问题）衡量经济的先进与落后，这是不可取的。流通固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决定经济发展的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因此，判断经济的发展与否，应对生产和流通、尤其是生产的各个方面，对资源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作全面的考察。发展是相对的，只能在比较中显现出来的。与国外比是一种比较，与本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比也是一种比较。生产力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总量也会相应增加。在历史上的各个时代，经济总量逐步增加是常态，经济总量缩减是变态。一个阶段比前一阶段经济总量增加，还不是构成“高峰”的全部条件，还要看经济发展的其他指标，看经济发展的势头和速度。

　　全面进行两种比较，是一个大工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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