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地主制时期商品经济之所以获得较高发展，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与封建地主制的结构有关。铁器普及，牛耕推广，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形成，使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早在战国时代就已达到“亩产二石”、“民食什五之谷”的水平，成为以后长期实行“见税什五”的基础。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体制是由相互依存的农民经济、地主经济和国家经济构成的。地主制下的农民的生产和消费摆脱了村社共同体，但由于规模狭小，其再生产不能不部分地依靠市场，故其经济自始就是一种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农民在官府、地主、商人的层层盘剥下，往往不能不在收获后卖出其部分必要产品，在耕播的紧要关头或青黄不接之时再高价买进某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而增加了市场的流通量。占收获量一半或一半以上、基本上囊括了农民全部剩余产品的地租，地主除直接消费其一部分外，把相当部分到市场上出卖，以换取其他消费品和奢侈品。地主的消费需求造就了一个颇大的市场。国家豢养大批官僚、贵族、军队，也要部分地依靠市场，尤其是在国家实行货币税制度时，会对商品经济和市场产生巨大的拉动力量。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帝国的建立，也给大范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条件。封建地主制下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比较繁荣的市场，是以上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明清的商品经济基本上是沿着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轨道前进的，但并非完全是承接前代的惯性发展，而是有所超越，而且这种发展和超越是在劳动生产率总体上停滞以至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虽呈下降之势，但传统农业所创造的剩余仍足以支撑颇大的商品经济规模，明清农业生产在广度方面有相当大的发展，社会剩余总量增加，也提供了商品经济继续发展的基础（解放初期，农业生产的技术基础没有变化，我国启动工业化的资金主要依靠农业的积累，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旧制度下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和所能够提供的剩余，是颇为可观的）。同时，除了封建地主制经济一般的条件外，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条件或新机遇。其一是国家的空前大统一，内地与草原合为一家，消除了地区间、民族间交流的许多障碍。其二是交通道路的暢通超越前代，以南北大运河和长江为基干的水路交通以及海运的暢通意义尤大。其三是封建地租制度和赋税制度的某些调整，使生产者从事经济活动有更多的自由。其四是人口空前增加，不但消费总量上升，而且在耕地紧缺的情况下，必然导致非农人口的增加，即使农业人口也不能不更多地从事非农产业，从而从需求和供应两个方面刺激市场的发展。

　　吴承明先生多次指出，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希克思讲的西欧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时期的“市场渗透”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毕竟没有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其中原因，除了制度和思想方面的问题以外，是否明清商品经济自身也存在某种欠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恐怕就是这种欠缺之一。西欧则不然，在“市场渗透”的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趋向明显，农业革命正在酝酿以至发生了。这种“同步”与“不同步”的区别当然会影响它们的发展方向。方行先生指出，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器是地主的消费需求，而不是生产需求[7] 。笔者很同意这一见解。前些年在对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的比较研究中，有些学者指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农民的“净余率”大大低于13——14世纪英国农民的水平[8] 。所谓“净余率”是指交纳税租和扣除农民必要的生活消费开发后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其实，我国农民生产所能提供的剩余并不少，甚至可以提供启动近代化过程或制度创新过程的某种基础。但这种剩余，以地租和赋税的形式集中到地主及其国家的手中，大部分用于奢侈性消费，能够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是很少的。

　　明清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是江南，它是当时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中心。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歧变》（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 and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拿18世纪的英国和中国的江南相比。这有可比的一面，也有不可比的一面。因为英国是一个国家，江南则是中国的一个地区。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并非孤立的，它要依靠其他地区资源的支持。正如方行先生指出的，江南文化发达、人文荟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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