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力所不逮。在这里,仅就我稍为熟悉的农业史领域,对战国秦汉、唐宋和明清三个时期农业经济的主要方面作些比较,并对劳动生产率停滞而商品经济发展这样一种“悖论”进行一些分析。当然,这种比较和分析是粗线条的,难免挂一漏万和分析不当。
二、农业生产诸方面
(一)农业工具
战国以后农具的进步是以冶铁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根据杨宽的意见,中国历史上冶铁技术发生过三次变革:一次是战国秦汉时期可锻铸铁和铸铁渗碳钢的发明及其导致铸铁农具的普遍使用;第二次是唐宋时期在灌钢技术推广基础上熟铁钢刃农具的广泛使用;第三次是明清时期生铁淋口技术的应用。后一次变革的意义远不如上两次,因为这种技术只能应用于制作锄锹等小农具,犁铧仍然要使用铸铁。
就农具的种类而言,战国秦汉是以铁器普及、牛耕推广为标志的传统农具大革命的时代,耦犁、耧车、飏车、畜力碓和水碓等领先于世界的发明,可以列出一长串。唐宋是传统农具发展的巅峰,水田和旱地耕作农具均已系列化,农具多所发明和改进,如曲辕犁,銐刀,各式水车,使用水力、风力和畜力的各种谷物加工工具,麦钐与麦绰、麦笼相配套的高效获麦工具等,也可以列出一长串。但明清农具基本上没有新创造,《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的农具图是抄《王桢农书》的,有些大型高效农具反而罕见了,有些地方从牛耕退回人耕。
(二)农艺与农书
农业技术包括的范围很广,这里仅谈三个方面。
土壤耕作:秦汉至魏晋形成了以“耕—耙—耢—压—锄”为特征的旱地耕作技术体系,唐宋形成了以“耕—耙—耖—耘—荡”为特征的水田耕作技术体系,明清没有创造新的耕作体系,但耕作进一步精细化。
施肥:战国秦汉开始重视施肥,但肥料种类还不多。魏晋南北朝大田基本上不施粪肥,但已种植绿肥。唐宋,尤其是宋,施肥无论理论或实践都有大的发展,大田普遍施肥是从宋开始的,人们还收集城市的粪便、垃圾以及河泥等返回农田,把城市也纳入农业的物质循环的大系统之中。明清施肥有进一步的发展,肥料种类增多,养猪羊积肥受到空前重视,差不多生产和生活中的一切废弃物都被用作肥料,尤以饼肥的广泛使用意义重大。
育种:田间穗选法在汉代获得总结,稍后的魏晋南北朝出现了类似后世种子田的系统选育法的记载,植物无性繁殖(嫁接、扦插等)、动物的杂交等相继出现,奠定了整个传统时期育种工作的基础。唐宋时期育种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水稻品种的增加,引进和培育了适应各种不同条件的早、中、晚稻。明清各种作物品种数量更多,种类也更加丰富多彩。
不同时代的农书是该时代农业技术的集中反映,并往往成为它发展的界碑;但农书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有时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战国的《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西汉的《氾胜之书》初步总结了农业精耕细作的经验,奠定了传统农学的基础。而北魏的《齐民要术》则是秦汉以来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系统总结,北方旱农的经典之作。宋代的《陈旉农书》总结了江南地区精耕细作的新经验,在理论上也有较大的创新,是南方泽农的经典之作。稍后,元代的王桢《农书》系统总结了唐宋以来南北各地的农业技术和农业工具。明清,我国农书创作空前繁荣,数量远远超过前代,明代出现了《农政全书》这样的集大成之作,清代没有能够与之媲美的大型综合性农书,但涌现了大批水平相当高的地方性农书和各种专业性农书。这虽然与印刷术的推广有关,但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精耕细作技术在各个地区和各个领域的推广和普及。明清还出现了试图对传统农学从理论上予以总结的著作,但在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上没有新的突破。
(三)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
耕作制度:战国开始从休闲制过渡到连作制,并出现了轮作方式。战国秦汉多熟种植虽已萌芽,但真正的发展是唐宋,尤其是宋代,主要标志是长江下游地区稻麦复种制的形成。明清多熟种植又有较大的发展,在江南,稻麦复种制进一步普及,南方的双季稻和北方二年三熟制也获得相当程度的推广。
土地利用形式:汉代有代田法和区田法。唐宋梯田、圩田、凃田等有较大的发展,创新最多。明清意义最为深远的是某些地区出现了综合利用大田与水体的堤塘方式,被称为生态农业的雏形。低产田的改造也有发展。
水利:大型的农田灌溉水利工程是战国出现的,西汉形成水利建设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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