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身上，将其包围，给敌人造成他们已经死了的假象，从而搭救了他们。努尔哈赤下令要在索伦杆上敬饲乌鸦。沈阳故宫清宁宫前就立着一根索伦杆，有丈余高，顶部有一碗型之物，木杆置于汉白玉基座上。萨满在祭祀仪式中，将五谷和猪杂碎放在神杆的顶端，敬饲鸦鹊；皇太极则不准任何人伤害乌鸦，且专门伺鸦。《东三省古迹遗闻》载：“必于盛京宫殿之西偏隙地上撒粮以饲鸦，是时乌鸦群集，翔者，栖者，啄食者，梳羽者，振翼肃肃，飞鸣哑哑，数千百万，宫殿之屋顶楼头，几为之满。”这里，乌鸦的灵性是因为乌鸦“偶然”救主而被赋予的。它已经不是原来的动物崇拜了。对于被救助的皇帝来说，是因为被意外搭救，而采取行动感激乌鸦，对于满族后世来说，是由于乌鸦救了满族的皇帝（也是祖先），所以对乌鸦心存感激。二者都是一种报恩的行为。对于乌鸦是这样，对于喜鹊也是一样。关于努尔哈赤的传说有很多异文，其中，有的就说是喜鹊立在了小罕（努尔哈赤）的头上，被明军当成木桩得以逃生。这跟清文献记载的喜鹊救樊察的传说有相似之处。然而，为什么救人的是鸦鹊而不是别的鸟类呢？究其原因，还是跟原始的满族对于鸦鹊的动物崇拜有关。鸦鹊在满族先民的心目中是具有神性的，这种观念世代传承，深深积淀在满族人的集体无意识当中。满族神话传说中鸦鹊拯救祖先的形象的出现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体现。
满族神话传说中还有造福者形象，如上所述，鸦鹊为女真人衔来了谷种，使女真开始农业生产，日益强大。女真人的农业自然不可能是因为鸦鹊衔来了谷种才发展起来的。从渔猎走向农耕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满族人将农业的产生归功于鸦鹊，是出于对鸦鹊的喜爱和崇拜。
三
鸦鹊分布的范围很广，但是为什么满族的鸦鹊崇拜尤其突出呢？北方鸟的种类比较少，鸦鹊是留鸟，又是喜欢在人类居住地活动的鸟类。它们主要栖息在树林里，而东北的森林很多，到林子里打猎又是满族先民的主要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因此，跟鸦鹊接触的比较多。北方还有其他渔猎民族也喜爱鸦鹊，也与此有关。只是满族势力较强，且把鸦鹊的神话传说记载到典籍里而对其倍加崇爱，因此较之其他北方民族，满族的鸦鹊崇拜影响力更大，地位更突出。南方鸟的种类比较多，他们主要以农耕的生产方式为主，鸦鹊，尤其是乌鸦在它们的生活中不起到太大的作用，因此南方民族对鸦鹊的喜爱和崇拜并不突出。
满族的鸦鹊崇拜地位很突出，但是满族对于乌鸦和喜鹊的崇拜却是有区别的。
满族对于喜鹊的崇拜，除了上面提到的因喜鹊的警觉性而使满族赋予它的神性外，无外乎还有喜鹊外形美观、体态轻捷、声音响亮、于人于畜无害等方面的原因，并融合了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对喜鹊喜爱的民俗心理。在汉族看来，喜鹊不但有报喜的功能，还有促使两性结合的民俗功能。这方面最主要体现在喜鹊为牛郎织女七夕相会搭桥的传说中。而在黑龙江流域则流传着一个《喜鹊窝里找媳妇》的故事，老丈人出了种种难题考验女婿，最后一道题是让小伙子在三个大喜鹊窝中找媳妇。由此可见，在满族传统观念中，喜鹊在生殖与两性结合方面有特殊作用。喜鹊除了人与神相通的媒介，还是两性结合的媒介。
满族对于乌鸦的崇拜的比喜鹊要早。对于乌鸦的崇拜是一种古老的信仰，中国的许多民族在古代的时候都曾经崇拜过乌鸦。上古神话有三足神乌为王母取食的神话，已将乌鸦称为“神乌”。而用乌鸦占卜是古人对乌鸦崇拜的一种体现，早在西汉时期，就盛行鸦卜习俗。后来甚至还有专门讲用乌鸦占卜的著作《阴阳局鸦经》。在黎族的《举木惹牛》故事中，乌鸦能够救人，在普米族神话《洪水滔天》中，乌鸦能够预料灾难的发生。对于乌鸦的崇拜，跟生产方式有关，最早的乌鸦崇拜应当产生于狩猎时期，乌鸦能够帮助狩猎者找到动物的尸体，获得食物，同时有些民族还有崇黑的习俗，乌鸦因其黑色羽毛而受到喜爱，后来，乌鸦的形象走向了其对立面，主要是因为生产方式的转变，大部分的民族由狩猎转为农耕，乌鸦的杂食性和爱偷东西的习性就使其遭到了厌恶。尤其当人们远离丛林，并有了更先进的手段来获取食物的时候，便不再需要借助乌鸦来寻找食物。此时乌鸦的食腐性便使其成为报丧的信号。满族现在也不再采用渔猎的生产方式，然而在其他民族对乌鸦的审美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的时候，满族至今还存在着对乌鸦的敬仰和崇拜。这里，乌鸦曾经救过本民族祖先的传说在保留满族对乌鸦的祭祀与崇拜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满族的鸦鹊崇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神话传说和满族鸦鹊崇拜的密切关系。第一阶段是原始的动物崇拜。它的形成与鸦鹊的生物习性以及萨满教观念有关。当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后，原始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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