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总和一些历史中的一些个人结下不解之缘。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总是和孙中山联系在一起。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不可分割。提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不提到毛泽东。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关系，要比前面提到的两个关系要更紧密、更直接一些。文革的来源、理论和动机，在很大程度上，要从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以後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思考来探讨。

　　在这个问题上，受中国官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影响的主流文革史学也承认毛泽东在文革事件中的中心地位。这种主流观点认为文革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毛泽东试图以他的“极左”思想、“僵化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来改造中国；在文革发动前夕，对当时的形势，包括党内出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有发生政变的危险等等，做出了的错误估计。二，由于个人崇拜盛行，毛泽东听不得批评；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毛泽东的“专断独裁”，使“正确”的党的集体领导无法阻止毛泽东的“乱来”。三，一些“野心家”、“阴谋家”受到了毛泽东的重用，他们出于自己的个人野心参与发动了文革。因此，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野心家利用的一场大动乱、大灾难。”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奇观：在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介中，和海外反共的舆论中，首次出现观点一致的现象，即同声谴责文革。无论是一些共产党的老干部、知识分子精英，还是海外持坚决反共的人士，在诅咒文革这一点上达到了共识。

　　在这个基础之上，一些民间知识分子也对文革的动因作了大量的“深刻”的分析。这些分析多以批判“极权专制”的自由主义语言出现，同时也带着封建文人的潜意识。这些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的解释，着重于毛泽东的个人利害关系，如报个人私仇、“清洗功臣”、防止“秘密报告”在中国重演、保持个人名誉等等。

　　然而，这些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笼统地把文革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极左”思想，很难说明问题；在文革开始后，两个对立的方面，从中央的两个司令部，到社会上的两大群众派别，都认为并宣称自己是革命的一方，而认为对方是错误、落后乃至反动的一方。从搞形式上的“极左”（也就是所谓的形“左”实右）方面来说，作为“走资派”的刘邓集团和主要由党团积极分子和出身好的人组成的“保守派”可能搞得更多一些。文革斗争，从某种角度讲，已经不是左和右的斗争，而是两种不同的“左”的之间的斗争。第二，用个人崇拜和毛泽东的“专断独裁”也无法说明文革的发生。因为，在文革发生的前夕，也正是毛泽东退居二线、毛泽东的实际权力下降至最低点的时刻。若讲独裁，当时的情况是刘少奇把持中央，彭真、陶铸等人垄断地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第三，文革发生是被野心家利用的说法，也不能完全准确地概括当时的情况。在文革刚开始时，由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以及地方和基层的党委对运动方向采取了很大的控制，也深深地影响了文革中派别的形成和后来运动发展的走向。他们所起的初始作用，恐怕比后来“野心家”们起的作用要大。另外，只注意精英层面上的因素，而忽略了社会范围内的潜在矛盾和冲突，也不能全面理解文革为什么发生。

　　任何真正严肃的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探讨，都必然要脱离片面的、修正的、乃至有意歪曲的解释。这里，对文革前夕的国际国内局势、毛泽东对文革的思想理论准备、和文革前夕的一系列先行斗争加以分析，来探讨文革的来源、动机和理论。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文革动机的形成和理论准备主要集中在六十年代，它的来源应结合以下三条线索来探讨：一、中苏决裂和反修防修；二、在四清社教运动中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和干部问题；三、文化官僚“独立王国”的形成。中苏论战造成了国际与国内斗争的交织；毛泽东在“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