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也有少数人把文革的意义仅仅理解为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后代反对歧视、争取人权，甚或更加错误地理解为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起来进行阶级报复、搞翻案、闹翻天，也是因为忽视了毛泽东“党内资产阶级”理论的真正含义。把革命看成是“改朝换代”、看成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简单调换位置的观点，与“打江山者坐江山”的观念，是出于一辙的庸俗革命观。文化大革命正是对这种庸俗革命观的彻底突破。

　　　　文化、阶级与政权：“思想文化领域的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靠坚决执行阶级路线才取得全国胜利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理论受到了新的考验。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就已经预见到：资产阶级赖以依存的剥削制度被消灭以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远远没有决出胜负。在社会主义这个长期的、存在激烈斗争的过渡阶段，资产阶级借以发生影响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有形的私有制和生产资料占有，转向无形的文化资源占有，从集中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转向分散的、游离的旧思想、旧观念。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第一次提出了“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概念。次年，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提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毛泽东找回了阶级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因素，这个被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和其它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的重要一环。

　　毛泽东的阶级与文化关系的理论也决不是脱离经济基础的，而恰恰是用一种全面、辩证的动态观点看问题。首先，毛泽东对文化与阶级的关系的探讨，离不开他对社会主义制度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因素的经济条件的关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关注。一些人认为毛泽东是以一种“落后的”“农民的”平均主义出发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这种看法是肤浅的。毛泽东从来都是以一种动态的、发展的观点看待资产阶级法权的，将它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相联系。资产阶级法权正是以它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发生其影响：社会主义中特权阶层长期存在，必然要追求玄耀性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来自资本主义西方的物质消费，给整个社会渐渐带来一种崇拜西方消费主义的文化气氛，这种文化气氛，会反过来危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引进资本主义剥削机制创声势、造舆论，最终打开复辟的闸门，全面摧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一点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的故乡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所证实。

　　在文革前夕，毛泽东更注意到了文化与政权的关系。他发现社会主义中国的很多上层建筑领域是为城市老爷服务的文化官僚，和以“古人、死人、洋人”为文本的封资修文艺所统治。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在《对柯庆施同志报告的批示》中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文化部门的城市老爷们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露出很多有关彭真个人生活挥霍、大搞特殊化（《红卫兵资料续编》（一）），和邓小平的“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精英圈子的豪华生活等事实（《体育战线》1967年3月11日）。而彭真和邓小平的“裴多菲俱乐部”，就曾经“保护了大量文化名人、高级知识分子”、让他们通过他们所垄断的文化渠道，在“学术自由”的幌子下，将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充斥到“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中去，而这些彭真家里和邓小平的“裴多菲俱乐部”的座上客、等级特权的受惠者，在思想意识上已经完全和这个文化独立王国的统治者和剥削者心心相印、思想默契了。他们传播给社会的信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已经是完全服务于这个既得的等级和利益集团了。

　　正如同毛泽东发现了旧的资产阶级和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内在联系，毛泽东也发现了党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默契关系。形“左”实右的当权派们，常常试图去掩盖这种默契关系，甚或把攻击文化界和知识界的“反动权威”作为保护自己的手段，乃至把文革误导成简单的另一场反右运动。毛泽东对文化官僚“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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