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与国内斗争的交织

　　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构思，从产生到成熟，是在中苏论争从内部转为公开、从枝节转向原则、从利益摩擦转到大是大非上的冲突的这十几年。这十几年中，也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辛、独立地探索、实验的重大时期。在这十几年中，不仅有同帝国主义首霸硬碰硬的恶战、和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及其残存势力的尖锐斗争，也有和苏联领导集团、继承沙皇衣钵的社会帝国主义霸权的舌战和激烈斗争；在国内，在对经济基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思想战线、文化战线上也发生了惊心动魄的斗争，斗争之火最后烧进了共产党内。总之，这是一个各种斗争都集中交汇的时期，反帝和反修纠缠在一块，反修和防修交织在一起，国际上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国在发展建设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和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汇集成一个整体的斗争。

　　中苏两党的论战由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所引发，一开始围绕于斯大林问题和对帝国主义斗争策略问题，但争论的重点很快转移到无产阶级革命是依靠“和平过渡”还是暴力革命、南斯拉夫演变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阶级斗争等重大问题，最后论战上升到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理论和原则，争论的焦点也集中到苏联社会的性质是正在“和平长入”走向共产主义，还是急剧滑向修正主义的“假共产主义”。中苏两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路线的分歧，很快地也不可避免地联系到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国家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分歧。中共方面很快地指出了问题症结所在，即苏联体制内“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党”、“全民国家”的鼓吹者、执行者和受惠者－－苏联的特权阶层，这个正在迅速向已经出现在南斯拉夫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蜕变的集团。

　　对“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批判，使中国对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的做出了重大的反思。随着和苏联论战的激烈，在人民公社上的争论，有关文化艺术的争论，对来自人民群众对党的官僚主义不满的声音等问题上，国内党内的斗争也尖锐激烈起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学自苏联的“一长制”、“一条腿”走路、物质刺激、专家治国等，开始了全面扬弃和批判。由于国际与国内斗争的交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字，和国内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批判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的文字也交织在一起，如第九评中的总结性思想也出现在国内问题的文件中，如《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等。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选择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随着和反修问题的衔接，其潜在影响和利害关系也变得更加重大。受国际斗争影响的国内斗争，也反过来具有国际意义。中国能否走出独立于苏联发展道路的、有所创新的社会主义，能否为广大的不发达地区的人民提供经验，为全世界所瞩目。中国在百多年来受西方冲击、模仿西方、借鉴西方之后，第一次具有向外辐射影响的机会。尽管在帝国主义贸易禁运和军事、经济封锁的条件下，当时中国的政治斗争和国际上的政治斗争的脉搏息息相通。

　　　　　　　　　　　一个重大转变和突破

　　一九五九年，发生了庐山会议上的激烈斗争；不久，毛泽东为了从理论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学习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写下了四万多字的笔记。一九六○年十一月，在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中苏两党为会议最后声明发生严重的冲突。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系统化了的修正主义纲领写进新党章，中苏的彻底分裂已经不可挽回。毛泽东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是在进入六十年代以後这样一个背景下形成的。

　　一些人指责毛泽东建国以来“犯了一个又一个极左错误”，“一次比一次脱离实际”。可以理解，那些无法认同毛泽东在经济上超越和突破苏联经验的尝试的人，更无法认同毛泽东在政治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的诊断。然而，“左祸”论所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以後的思想，和毛泽东五十年代的思想相比已经有重大区别；伴随着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发生了从反右、大跃进以来的一个重大转变和突破。可以说毛泽东五十年代还在认识和摸索包括苏联在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六十年代则开始坚决批判当时的苏联体制。毛泽东有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