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毛泽东对列宁理论的新发展就在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不再是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发挥其政治经济影响，而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社会尚无法消除的资产阶级法权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通过其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来发生影响，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要通过在现体制内占重要位置的人来作代言人和代理人，来实现它的利益。

　　资产阶级法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进行剥削已被消灭的条件下，通过等价交换产生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有特殊技能人员等，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受益者。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和膨胀，会危及生产资料公有制、造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等级工资制和级别本位主义常常导致对革命热情的丧失，因此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

　　在政治层面上，资产阶级借以存在、发展，并实现其利益的方式，主要是在执政党内寻求代言人和代理人。这些代言人和代理人，很多是蜕化变质的共产党人，有些是“钻进党内窃取领导地位”的阶级异己分子。然而，作为“党内的资产阶级”的概念，在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中，比仅仅的“蜕化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要复杂，它是社会层面、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所讨论的党内资产阶级，至少有以下三层意义：（一）他们本来就是混进党内和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二）作为党内政治派别的“资产阶级”，他们是共产党内的民主派，缺少革命的彻底性，“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在反对三座大山的战斗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而在全国解放以后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中，他们就不那么热情了。（四清《十条》）”（三）以一种动态的分析方法和更广泛的眼光看问题，“党内资产阶级”和经典意义下的资产阶级类似，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剥削相联系的一个阶级。这个执政党内的当权派集团，打着革命旗号作幌子实行官僚主义、等级制度，作为特权阶层，他们的利益总是掣肘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能尽情实现，因此他们随时准备向党外的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和国际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作妥协、并和他们携手合作；由于他们掌握着从上到下的政治权力，机会成熟，他们就有能力不顾工农群众的反对，大肆引进一切资本主义“好的东西”，最后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

　　显而易见，这三层意义，逐次丰富、全面，以第三层面上的意义最准确地体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问题的创新思想。在第一层面上，“党内异己分子”并不是新的问题，因为历史上共产党一直都在和党内的叛徒、特务作斗争。在第二层面上，已经提出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个文革命题；是在第三层面上，提出了文革的中心命题，就是阶级和政权的主题。在第一层面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进行复辟，一般需要搞公开的反革命政变。而在第三层面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能够以极大欺骗性的手法，通过官僚主义、等级制度的长久化，实现和平演变，使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反面。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九评之二：《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三种层面意义下的“党内资产阶级”，在文革运动中的文斗和政治斗争中都有所表达。在对“党内资产阶级”意义了解不深、局限在第一层意义的情况之下，运动就被误导成单纯的“揪叛徒、抓特务”的活动（实际上保守派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未能把认识提高到“党内资产阶级”与官僚主义、等级制度和资本主义道路是一个共生体，也就出现了把运动局限于“揪人革命、罢官革命”的问题。只有基于第三层次上的认识，才把揭露和打击走资派与造反夺权、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去从根本上消除党内资产阶级实现和平演变的制度基础。

　　也正是从第三层意义上的观点，才能理解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正是在这个说法上，文革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和诘责。似乎“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是和“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相矛盾的。实际上，文革中的保守派就是这样看问题的。在老干部、“党内民主派”中，不少人有“打江山者坐江山”的农民造反思想，无法接受他们自己会成为新的革命对象这个事实。在文革初期，对于谁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对象的问题，从中央到基层群众都产生了分歧，是把矛头对准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还是仅仅对准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乃至他们的后代，成为分辨造反派和保守派阵营的一个重要分野。将共产党内出现的一个官僚化、等级化的骄横跋扈的特权集团，与被打倒的帝封官势力的复辟企图相联系，而不是将它们割裂地、孤立地去看待，是“党内资产阶级”理论的最深刻的洞见。作为既是老革命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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