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理论准备，包括了文化、阶级、政权方面三大主题。在文化层面上，文革对“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给予“迎头痛击”，然而，由于三大主题的紧密联系，就不能不触及官僚和新生的资产阶级问题。文革初期的“革命化”、“红海洋”等形式主义就是企图以局限在文化上的方法误导运动的进程。同样，文革之後，有人认为既然文革是场政治大革命，“文化”就只不过是托辞借口。这种看法最终导致“文革是场无原则的个人权力斗争”的错误结论。

　　文化大革命以文化批评为先导，以文化官僚的“独立王国”为突破口，开始了一场既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大革命”，又是阶级、政治领域的大搏斗。

　　文革通过文化作导引爆发（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９６６年８月）以後，很快便转到了阶级的主题（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６６年１２月）。这就是文革初期“血统”决定阶级还是“立场”决定阶级的争论。在这场斗争中，传统的阶级概念的得到突破：老革命、革干子弟假如不注意改造思想，成为享受特权的阶层，就意味着在政治思想上背叛了自身的阶级，转变成新的剥削机制的受惠者和维护者。阶级概念中政治思想认识所占的地位变得重要，和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是一个特殊的、长期动荡起伏、斗争激烈的过渡阶段的论断相吻合：在这个捉摸不定、谁战胜谁不可能彻底解决的阶段，阶级的决定因素并不完全取决于在经济生产中的地位，而部分地取决于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中的立场和认识。文革运动经过了文化和阶级两大阶段以後，进入了它的第三大主题－－政权，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以後的造反派夺权斗争。

文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九八一年。
《中国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四清《十条》），一九六三年五月。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四清《二十三条》），一九六五年一月）。
九评之二：《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九评之九：《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
毛泽东：《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Maurice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主义头子彭真刘仁的腐朽生活罪行》，北京市委机关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团，一九六七年九月。《红卫兵资料续编（一）》。
《“高干俱乐部”是修正主义的安乐窝》，《体育战线》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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