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毛泽东关心的领域已经从经济转向文化，从建设转向政权，从增产的统计数字转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正因为如此，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革运动才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是在数量上超英赶美、抢时间、比速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其重点主要是单纯的经济建设领域，尽管其主导思想是“政治挂帅”；相比之下，后者是在大是大非的方向问题上防止走向苏联、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道路。

　　第二，所注重的对象也从党外转移到党内。在解放初期，毛泽东多次提及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的复辟企图，指出他们随时会配合国民党和美帝反攻大陆。这个时期，无产阶级丧失刚刚夺取到的政权的危险主要来自被推翻的反动派和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的武力颠覆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就是在这种大气氛下开展的。进入六十年代，这一部分前剥削阶级本身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影响被大大削弱；然而，毛泽东发现他们竟然在共产党内找到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也就是党内那些热衷于引进资本主义、时刻准备和前剥削阶级携手合作的共产党干部。最后，毛泽东认定出现了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它成为社会主义体制内的异化因素，也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在文革前的一系列先行运动中如“四清”社教等，运动内容渐渐地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同时，斗争的矛头也渐渐地从对准前剥削阶级，转向新生的剥削阶级，即党内的那些“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最后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与五十年代比较而言，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后对社会主义“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前景是很不乐观的。假如说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中，对社会主义的前景是急进乐观的，那么，在反修斗争中对社会主义的未来道路的预期则充满了凶险的挑战和不确定感。毛泽东在他亲自执笔的中共第九评中，在批判了赫鲁晓夫“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的假共产主义许诺后，写到：“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的容易些，宁可看的困难些。”（《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教训》）毛泽东又说：“无产阶级得到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

　　众所周知，毛泽东被中外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责为乌托邦空想家。然而，研究毛泽东的美国学者梅斯纳（Maurice Meisner）认为，毛泽东思想风格中有很强的“反乌托邦”特色（dystopia）。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六○年以後，毛泽东反复发出有关革命有可能马上会遭到腐蚀和颠覆的梦魇般的预言和警告，如“我们这样社会主义的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中央会出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就在身边”等等。毛泽东对全党发出震聋发聩的警钟：“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无疑，毛泽东这些危言般的警告，强调历史的不确定感，突破了被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僵化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和历史决定论，找回了马克思主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创造历史的革命精神，批判了那种“不经斗争、和平渐进、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

　　　　阶级与政权：“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在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以来思想上重大转变和突破中，最突出的新思想是有关阶级与政权的论述。这也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关键部分。在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同时，毛泽东也揭示了存在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的特质。

　　列宁早已经预见到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小资产阶级和小生产土壤中，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产阶级的萌芽；列宁也认识到，党外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成为党内的路线斗争。经过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阶级之后，毛泽东重新回到列宁的认识，认为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後，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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