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苏协还是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的耳目，为苏联及时掌握中方的各种情况、各项政策提供情报、信息。苏侨协会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公开深入中国社会基层搞调查，搜集情报。伊犁州苏协总会最后一任主席即曾通过关系，以拉拢利诱等手段窃取中国的机密文件。1961年10月至1962年5月，伊犁州苏协共窃得情报46件，盗窃中国绝密文件22份。伊塔事件后，伊犁州政府还曾查获一箱被伊宁市苏协主席偷窃的文件。⑤

　　在新疆，苏侨协会早已不再是纯粹的社会团体，它与苏领馆一起，成为苏联插入新疆的楔子。1962年5—6月，中国方面查封了伊犁州苏协总会及其下属的塔城、昭苏、乌苏、特克斯、尼勒克、博尔塔拉、阿勒泰等7个分会⑥，拔掉了这些楔子。但是，苏侨协会长期以来在新疆社会中形成的影响，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弭的。

　　其三，返国苏侨的作用。

　　苏联在新疆非法大量发展苏侨的活动和大批遣返苏侨的政策，给新疆、尤其是伊犁地区带来严重后果，它事实上使苏联的影响在新疆扎下了根。当中苏分裂后，这种影响甚至成了新疆民族分裂情绪的潜在性根源。在1962年新疆边民大规模逃苏行动的酝酿中，以及在伊塔事件后苏联方面煽动新疆民族群众与祖国分离的活动中，返国苏侨、特别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回到苏联的侨民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批人不少是以非法证件确定自己身份的，他们已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侨民。可以说，中苏关系恶化后，返国苏侨事实上成为苏联对付中国反苏方针的一股重要的借用力量，发挥着某种工具性质的作用。

　　第一，苏联利用新疆返国苏侨、逃苏边民，通过邮件往来及广播宣传，鼓动中国公民到苏联去。在苏联地方政府的安排下，自1961年以来，返国苏侨及越境去苏人员与其中国境内的亲友紧密联系，通过信件传播诸如“苏联政府设立外侨委员会，专接有护照、白条子的人和已跑来的人员的家属，时间在1963年夏天，你们现在就要准备”：“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二人协商好，要在今年4月份把剩在中国的哈萨克族全部接到苏联”：“苏中两国已达成协议，中国方面给苏方70000人，苏联方面要把留在中国的亲属全部接过来，就连最远的亲戚最近也要过来，苏方将发给公民证。这些人现在没来的原因是有侨证的人还没来完，等侨民来完后，就按苏中双方规定的人数送过来”：“苏联政府指示：要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逃跑，不要单个越境，因为这是苏联所不欢迎的”等等富于迷惑性、煽动性的言论，同时邮寄米面、肥皂、棉布等中国定量供应的物品，宣传苏联生活的优越，极力鼓动中国边民继续集体外逃，并且还利用亲友关系写信鼓动担任劝阻外逃工作的干部去苏，直接破坏中方进行的这项工作。①

　　据统计，1961年至1962年，从苏联寄来的信件、邮包猛增。如塔城地区，1961年第一季度苏方来信5038封，1962年同期为6609封，增长31%；乌鲁木齐，1961年全年苏方来信40324封，平均每月3360封，1962年1—5月为51978封，平均每月10395封，增长209%.又如塔城地区1961年第一季度苏方寄来包裹340件，1962年同期增至632件，增长852%；乌鲁木齐1961年1—5月苏方寄来包裹675件，平均每月139（135）件，1962年同期达851件，平均每月170件，增长223%.再如塔城地区1961年第一季度收到苏联报刊杂志等印刷品462件，1962年同期增至923件，增长998%；乌鲁木齐1961年第一季度收到550件，1962年同期增至704件，增长28%.②

　　1962年末至1963年，这类信件和邮包进一步增长。1962年11月—1963年3月，伊犁自治州直属县（市）、塔城专区、博尔塔拉自治州总计收到来自苏联的信件70311件。伊犁地区收到的信件最多时月增长5087%，一般平均增加20%左右，有时一天就达一千余件。这个时期从苏联邮寄来的包裹数量也不少，包括各种食品和百货用品，如伊犁直属县（市），1962年12月共收到包裹171件，其中主食（大米、面粉等）22公斤，副食品（肉、油、糖、饼干等）438公斤，余为服装、百货用品等。1963年1月收到254件，总计1945公斤，包括主食23公斤，副食品444公斤，各种服装、百货等1478公斤；2月收到270件，总计2018公斤，其中主食49公斤，副食品797公斤，其余物品1969公斤。③

　　返国苏侨和逃苏人员包裹的物质诱惑引起新疆社会的巨大反响。以伊宁市为例，哈萨克、维吾尔、回、乌孜别克、塔塔尔、锡伯、柯尔克孜和汉等当地主要民族中收到包裹的人在居民中占有很大比例，接到这类包裹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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