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上半年，苏联哈萨克广播电台恢复了1950年自动撤消的对新疆维语广播节目，录制返苏侨民和逃苏人员赞美苏联的讲话、访问记等，频繁播放，其频率和播出时间都与中国的维语广播电台相近，极易为新疆地区的听众所接收。②尤为严重的是，1963年至1964年，返国侨民中一些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广播中挑拨民族关系，激化民族分裂情绪。如有人通过广播宣扬所谓“三区革命精神”，说“三区革命以前，人民受不了国民党之苦才起来推翻国民党。但解放以后，在各个运动中追查三区革命英雄，问他们把汉人杀了多少，结果将这些英雄以负有血债为名，都给整死了”等等，挑起新疆各民族对汉族人的仇恨。甚至露骨地宣传“一切伊斯兰教徒，都是土耳其的后代”，直接鼓动民族分裂情绪。此种分裂宣传与物质引诱相比，其负面影响更为深远。有的边民在接受了这种宣传后切齿地说：“我要把汉族杀完！”有的散布说：“去苏的人有几十万，都联名向赫鲁晓夫申请，说他们在新疆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有的民族宗教上层人物则声称：“新疆、西藏独立的问题苏联已经同意了，在联合国也通过了，苏联政府已经宣布，把塔什干以东的地区，成立维吾尔区，现在看从中国去的大人物，也不会睡觉，他们会为新疆独立付出代价的。”有的干脆就认为：中苏分歧“太好了，对我们有好处。”如此等等，形成了一股浓厚的民族分裂氛围。③

　　第二，苏联送回部分逃苏人员和回苏侨民，以及一些逃苏、回苏人员潜行回国，给新疆地区增添了社会不稳定因素。1963年，苏联方面拟交回500名新疆外逃人员，中方予以拒绝。在中国看来，当苏联抽调5个师陈兵中苏边界，对中方施加压力时，这种要求无疑具有以武力为后盾组织外逃分子武装还乡，颠覆新疆地方政权的企图。事实上，苏联方面希望将部分新疆逃苏、回苏人员送回原籍的最初考虑，主要在于这些人去苏后不安心当地生活，把他们遣返回中国，既可以卸掉包袱，又可以择清苏联与新疆边民外逃的关系。至于向边境地区增兵，也应是对中国边民大规模逃苏的一种警戒性反应。但是，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渐趋恶化，苏方唆使新疆逃苏、回苏人员非法窜回中方的迹象日趋明显，新疆地方政府对苏联方面派出小股“还乡团”重返故里煽动边民外逃的警惕性也随之不断提高。④

　　1964年6月19日，苏联驻华使馆向中国外交部口头声明说：目前由于苏方所做的解释工作，自愿要求返回中国的人员增加了一倍，苏方准备把他们交回。中国外交部再次予以拒绝。⑤此后，7月至8月，苏方连续在新疆的阿勒泰、塔城、博尔塔拉以及伊犁州直属县边界，试探性的派过来10名逃苏、回苏分子。这些派遣分子经过审查，大部分带有刺探情报和策反的任务。据有关部门掌握的情报，1964年以来苏方对新疆外逃人员进行了大量的安抚、收买和训练工作①，这显然是在为对付中国的反苏意向做准备。

　　1965年5月，苏方纵容新疆外逃人员32人回窜，在遭到中方谴责后，又于6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送回700名外逃单身汉。新疆方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同意接收，但同时谴责苏方把700名单身汉与中方要求交回的6万多外逃人员分开的阴谋，要求苏方提供名单、财产清册，经中方审查核实后接收这些人员，以此对苏方通过外交途径要求送还新疆外逃边民的举措，继续保持高度警惕。1964年至1965年底，新疆方面共抓获苏方潜入人员8名，1962年逃苏潜回人员39名。②

　　新疆逃苏、回苏人员的归返趋向，引起中国方面的严重不安，认为苏联已在军事上做了充分准备，赌注已经下定，苏联的中亚各共和国已树立了以中国为敌的意向，煽起了反汉、仇汉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即为修正主义的战争冒险准备了思想基础，一旦时机成熟，就有可能进犯中国。因此，新疆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修正主义。这种认识导致了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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