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策性变化,边界边防斗争成为当时中方反修斗争最为尖锐激烈的一个方面。新疆外事工作自60年代中期开始,实际走上了“进一步突出备战,突出反修,以针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帮助苏联人民革命为中心”的道路③。
通过考察新疆苏联侨民的发展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新疆苏侨同其为数众多的中国籍亲属及社会关系,实际上为苏联影响的扩大构建起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成为当时苏联得以把新疆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基本条件。当中苏关系出现问题时,苏联在新疆大规模非法发展侨民,以及苏侨的遣返,事实上为苏联维持其对新疆的影响创造了条件;而返国苏侨与新疆边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民族分裂情绪的升级,又导致了中苏双方政策的变化;苏联中亚地区的各加盟共和国从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加油站、大本营,中国的新疆则从中苏友好的基地、战略大后方变为中国对抗苏联修正主义的中心,伊犁更成为反修前哨,两国关系恶化的进程由此而推进。
此外,新疆苏侨这个特殊阶层的形成及演变,还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以国际主义为原则的缺陷。新疆之所以一度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仅因为有民族血缘纽带的联系,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种国际主义标准造成的结果。当新疆的苏联侨民出现尾大不掉之势时,长期以来形成的兄弟关系、兄弟情谊也已经根深蒂固,新疆百姓特别是民族群众,思想上倾向苏联,祖国观念模糊,民族分裂情绪拥有极大的潜在性市场,以此导致煽动外逃一呼百应局面的出现。只是在1964年中苏这对兄弟反目成仇以后,新疆地方领导机构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宣传教育运动中“揭开盖子”,或者说是公开批判苏联,消除了群众中对中苏关系问题的各种猜测,才使得两年来一直进行的“三一”思想教育真正起到了效用④,苏联在新疆的影响也才得以进一步清除。
注释:
①国内对在华俄侨和苏侨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有汪之成《上海俄侨史》(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和李兴耕等《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等。上述著作主要研究1949年以前的在华俄侨和苏侨,后者述及在新疆的苏侨问题,但时限为1945年。对于1945年后,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苏侨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基本上还是空白,对此有所涉及的论文有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年)》(《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近悉,俄国学者也有关于伊宁事件的著作出版,书中使用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档案文献,笔者目前尚未见到。
①②③④⑤参见《风雨浮萍》第369、82、89、229、20页。参见伊犁州外事办史志办公室《伊犁自治州外事志》,1997年编印;《风雨浮萍》第217、219页。参见李兴耕等《风雨浮萍》第290、211页。此时新疆俄侨人数应不止于此,据1916年新疆地方政府统计,北疆仅伊犁绥定(今霍城县)和宁远两地的俄籍侨民即有6887人。(见《风雨浮萍》第207—208页)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新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78—80页。伊犁州公安局史志办公室:《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1988年编印,第33—35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奥·鲍·鲍里索夫等:《苏中关系1945—1980》,肖东川等译,三联书店,1982年,第224页。俄罗斯国家档案馆,9401/2/105/240.薛衔天主编《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第479—480页。“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库,亚西司,1677/001;196/001.沈志华先生在台湾做访问学者期间,代笔者查阅了有关苏侨问题的档案,在此表示感谢。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45—1949年)》,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79—480页;伊犁档案馆,11/1/114/12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9401,目录2,案宗105,第50—58、238页(以下简为:全宗/目录/案宗/页)。参见《风雨浮萍》第231页。1934年新疆第一次民众大会决议案对加入中国籍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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