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参加了1962年5月29日冲击伊犁州人民委员会、围攻中共伊犁区党委的行动，并且闹得最凶。事件平息后，苏驻新疆两个领馆在6月提出闭馆，个别上层统战人士即宣称：“领事馆撤走了，我们还有地下领事”④。8月15日新疆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要求全疆人民分清内外、是非界限，加强祖国观念。规定凡同时持有苏联护照和中国公安机关颁发的外侨居留证的人，是合法苏侨；凡只持有苏联护照而未持有中国公安机关颁发的外侨居留证的人，不算苏侨，他们的苏联护照是非法的，仍算是中国人。⑤一些干部看了命令后即挑拨说，“宪法规定凡居住在中国的人，其家属在国外的任何时候都能办理出境。全国各地都执行这个政策，唯有新疆不执行”；中国政府“不准许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出境，特别是新疆地方有80%的维族人都是苏联人”，却“不让走”。有的干部甚至恶毒地说：“宁愿吃苏联的屎，也不在中国住”，煽动分裂情绪。另外，还有不少干部散布“中国和苏联正在打仗”，“两国之间的友谊完了，邮电停了，路也不通了”，“过去新疆是大后方，现在是大前方”等言论，制造紧张空气。而已经去苏的一些人，如原新疆自治区文化厅厅长孜牙·赛买提、原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祖龙太也夫等“东土”骨干分子、分裂分子，则在苏联的庇护与支持下，不断鼓吹“东土耳其斯坦”独立，积极进行分裂活动，与新疆境内潜在的民族分裂势力遥相呼应。①由此可见，新疆苏籍干部问题久未解决的结果是，新疆民族干部队伍的严重不纯，此类苏籍干部给民族团结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成为新疆社会重要的不安定因子。
可以说，正是考虑到新疆苏籍干部的这种消极作用，中国政府在伊塔事件后，于加强祖国、领土观念宣传教育的同时，开始抓紧苏籍干部退出苏联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收效不大，从1962年7—8月起至年末，新疆地区仅有3名干部及其家属7人声明退出苏籍，申请加入中国籍，并办理了入籍手续。1963年11月2日，公安部、外交部又致电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外事处，对新疆地区持苏联护照干部的国籍问题提出处理意见，规定原为中国人，三区革命时期在新疆当地加入苏联国籍的，以及在去苏联后加入苏联国籍的，本人声明退出苏联国籍并将苏联护照交回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后，不必办理加入中国国籍手续，即可按照中国公民予以登记户口；本人出生于苏联，原为苏联国籍的，在声明退出苏联国籍并将苏联护照交回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后，还须办理加入中国国籍的手续。电报还专门指出：退出苏联国籍的声明，由本人连同苏联护照寄交苏联驻华大使馆。声明和护照寄出后，不论苏方是否批准他们退籍，均视为他们不再具有苏联国籍。这项改籍工作一直延续至60年代中期。1965年6月，公安部、外交部电示新疆：苏方批准退籍的人，如果是合法苏侨，改按无国籍侨民管理；如其要求做中国人，应办理加入中国籍的手续，但本人如是我干部，则在苏方批准退籍后，即可恢复中国籍，不必再办理加入中国籍的手续；苏方批准退籍的人如系持非法苏联护照者，则仍继续按中国人管理。②由此，通过改变苏籍干部的身份，将他们完全置于中国政府的控制和管理之中。
不过事实上，民族分裂意识及对苏联的向往并不是简单的退籍、改籍就能够化解得了的。特别是那些苏籍身份不被中国政府承认的干部，其内心深处更多了一重抵触情绪。随着中苏关系的持续恶化，这类人不仅成为苏联在新疆的重要喉舌和备援力量，而且构成了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对苏防范的主要障碍。
其二，苏侨协会的作用。
二战结束后，苏联为了加强对在华苏侨的管理，增进对中国的影响，于1946年开始，一方面在苏侨聚居地相继恢复因日本侵华而停办的苏联侨民协会，或接收俄侨公会，或新建苏侨协会；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封闭进行反苏活动的由白俄侨民组成的协会，并试图鼓动白俄少数民族分子成立侨民协会，以分化白俄原有团体。与此同时，一些苏侨自登记苏籍和组织协会起，日渐嚣张，有的苏侨协会还要求具有代苏联政府或使领馆的性质，中华民国外交部以苏侨协会“绝对不能有普通人民团体以外之地位”为由予以拒绝③。
苏联方面尤其重视新疆苏侨协会的建设，为发展苏侨，扩大苏联在新疆的社会基础，1946年11月，在伊犁、塔城、阿山分别成立苏侨协会；翌年4月，迪化市“归化族”重新加入苏籍的侨民要求恢复苏侨协会，并将“归化族文化会”的财产拨归苏侨会，获新疆省政府批准。8月，迪化苏协成立。④至1954年，伊、塔、阿三区苏协会员已达27095人，约占全疆苏侨总数的34%.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后，1955年12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苏侨协会总会也宣告成立，伊、塔、阿、博乐各地的苏侨协会和各分会隶属于该总会。
新疆苏侨协会完全在苏联领馆的控制之下，经常向苏领馆请示工作，并汇报情况和提供情报。这个社会团体还拥有自己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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