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方面的这种做法，是与其对新疆继续存有特殊要求紧密相关的。1950年1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正式谈判签订新约和协定时，由赛福鼎、邓力群等人组成的新疆省代表团已应苏方要求先期抵达苏联。斯大林在谈到贸易条约时即曾试探性地询问毛泽东，苏联是同新疆、满洲和其他省签订单独的条约，还是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毛泽东表示，同新疆的条约必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签，但同时可以和新疆有单独的协定。④中苏两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同时还单独要求一个省组团参加，充分表明了新疆对于苏联的重要性，以及苏联要求中国默认其在新疆地位的事实。

　　由于新的政权机构初建，新疆各地干部十分缺乏，经过各级党委培训的民族干部和军队及由内地调入的干部，思想、文化以及政策水平普遍较低，而苏籍干部都具有专门技能，在党政军机关中担任各种不同的职务①。因此，对于新疆政府各级干部中存在的双重国籍身份问题，中国政府的意见是，这些苏籍干部，尤其是负责干部应尽可能地继续留在中国工作，只是出于维护新生政权独立自主形象的考虑，认为需要解决这些人的国籍问题，即希望他们放弃苏联国籍。为了照顾与中国这个新盟友的关系，苏联方面对这种要求采取了合作的态度。苏联外交部曾于1950年初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邀请赛福鼎前往晤谈，表示苏联政府同意在新疆工作的苏籍负责干部解决自己的国籍问题，并交付了一份新疆领导干部中的苏侨名单，请赛福鼎转告中国方面，这是苏联政府的意见。赛福鼎当即将这一情况向周恩来做了汇报。2月，苏共中央还做出决议，取消中国新疆省政府领导干部中15名苏联公民国籍的决议。以后，中苏两国政府就此事达成协议，尽量动员和争取苏籍干部退出苏籍，长期留在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方面对此问题的处理原则为：“说服教育，自觉自愿，坚决要走的批准”②。不过，苏联方面的这种表态显然有违其初衷，因此，当迪化等地试图借普查户口之机调查清楚省、市机关内的苏侨干部时，苏领馆并不主动配合，中苏双方没有取得密切联系，致使这次调查未能实现③。

　　50年代初，新疆自治区领导干部中一些享有苏籍和持苏侨证的人退出了苏联国籍。但是，大部分苏籍干部不愿意放弃苏联国籍，他们普遍认为苏联比中国好，做一个苏联公民比做中国公民更光荣，故而既要保留苏籍，又要享有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特别是在伊犁地区，由于苏籍干部较多，如伊犁直属县的许多县长、科长、部长、公安局长都是苏侨，而且是苏侨协会委员，要动员他们全部退籍，涉及面过宽。因此问题便拖延下来。④尽管在50年代中国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在新疆党、政、军等国家机关中持苏联护照的中国血统干部坚决退出苏联籍，否则便不得担任国家机关干部，中国机关中的领导人员不能持有外国护照⑤，却仍然有大量苏侨在新疆、尤其是伊犁的党政部门中任职。至1960年以前，伊犁地区霍城县的科、部长级以上干部中有60%以上是苏侨；伊犁州级军政领导人中也有许多是苏侨，甚至是苏侨协会委员；在州级机关和直属县市区长以上干部中，苏侨占22%，另还有25%的人家庭成员是苏侨。⑥1958年，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辖区的苏籍负责干部已只有几名，而伊犁州的苏籍负责干部却仍有95人之多。据1959年的摸底调查，伊犁州直属9县市少数民族干部有4056人，其中苏侨825人，与苏侨有亲属关系的928人，与苏方有亲属关系的287人，三者相加共2140人，约占少数民族干部的52%；自治州各级机关单位共有干部710人，公开苏侨身份的105人，与苏侨有亲属关系的89人，与苏方有亲属关系的35人，三者相加共239人，占少数民族干部的33%；另外，塔塔尔族干部49人，其中44人是苏侨或与苏侨有亲属关系；乌孜别克族干部89人，是苏侨及与苏侨有亲属关系的75人；回族干部210人，有苏侨证或与苏侨有亲属关系的93人。虽然是年伊犁方面将公开了苏籍干部身份并要求去苏的人遣送去苏了，但是与苏侨是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在民族干部中仍占有很大比重。这些人大多数也有苏侨证，只是还不肯暴露出来。①

　　1960年，新疆全疆开始集中力量进行推动苏籍干部退籍的工作，但是该年的登记结果是，全自治区依然有苏籍干部1047人。由于伊犁州的苏侨登记工作在不少地区流于形式，以及外侨管理工作没有跟上，这一数字并不准确，苏籍干部的实际数量应该还要多些。虽然中央及新疆地方政府将处理苏籍干部退出苏籍的期限屡次延长，至1962年，仅就伊犁州而言，仍有苏籍干部1001人。此外，还有许多干部隐瞒了苏籍身份。总的来说，上缴苏联护照和证件的情况是，群众交的多，干部交的少；被迫勉强交的多，自愿交的少；非法证件交的多，具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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