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检法作为政府的重要部门，一直是审查比较严格的地方，但据1962年调查，伊犁州检察院8个民族干部中有3人系苏侨；伊宁市公安局民族干部中80%与苏方有亲属关系，有的还有苏侨证件。伊宁市文教系统的民族干部、知识分子教员中与苏侨有关系的人或持有非法苏侨证件的人最多，如伊宁市各民族小学300余名教员中80%持有各种苏侨证件；4所民族中学156个教员中49人有非法证件或与苏侨是亲属关系。其他县市的情况也大致如此。③

　　据对1954—1963年遣返回国的苏侨及其中国籍亲属在新疆任职情况的统计，在这18万多人中，在新疆党、政、军机关任过职的有7521人；担任过厅、局级以上职务的36人；在军队中任过职的316人，其中包括原新疆军区少将副参谋长和原伊犁军区参谋长。④苏籍干部、苏侨占据新疆一些地区的政要、宣教部门，其所产生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应该说，在5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友好阶段，乃至末期随中苏两党分歧的发展，两国关系出现倒退时，在新疆苏籍干部退籍的问题上，苏联政府表面上基本持配合态度，对于苏籍干部回苏的要求，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大体尊重中方意见，如中方不同意他们回国，领馆即不予批准。对于苏籍干部多数愿意保留苏籍的状况，苏联方面也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十年了，这个问题是解决的时候了，并自我检讨在这方面工作做得不够，苏籍干部不能再坐在两张椅子上，应采取坚决的措施解决他们的国籍问题，因为不干涉他国内政是苏联的原则之一，这种现象如继续存在下去不符合苏联的国家规定。同时强调：事实上，领馆并没有领导这些县长和将军，对他们的工作也不能进行指导，我们只是告诉他们忠实地、诚恳地兢兢业业地工作，而他们在岗位上是起到了先进作用的。⑤尽管苏方的这种告白基本符合实际，但是，在新疆这个中国主权国家存在着大量拥有苏联国籍的一般干部，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而且他们大多心向苏联，或对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界限认识模糊，这无疑已成为一种重要的不安定因素。尤其是苏籍干部基本都是少数民族，这使苏侨问题同民族问题混杂在一起，处理起来十分棘手；当少数苏籍干部本身就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而苏领馆对这些人又基本持同情态度时⑥，新疆苏籍干部问题的负面影响也就更为突出了。事实上，也正是这部分人日后成为苏联在新疆进行各种非法活动的中坚力量。

　　进入60年代以后，苏联领事馆改变了以往在苏籍干部退籍问题上的做法，竭力阻止此类人辞退其在中国党政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1960年8月，新疆自治区政府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彻底解决新疆的苏籍干部问题，本着争取他们退出苏籍留下工作、对坚持回国者予以批准的精神，向苏籍干部进行动员。由于多数人仍然要求回苏，公安部门陆续给一些人发放了出境签证。但是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却突然一反以往配合放行的常规，对这些人多方阻挠，劝他们不要急于退职，并且一方面给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打电话，表示如果没有苏联区苏维埃以上的证明和在苏亲属的邀请书，苏方就不能给他们发放入境签证；一方面以当年不集体遣侨、批准去苏的权力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申请返苏须逐案报批为由，敷衍塞责，拖延事情的解决。此外，当中国方面为调查苏籍干部人员情况反复向苏方索要名单时，苏领馆也始终不予合作。①

　　同期，苏联驻乌鲁木齐和伊宁领馆虽同意苏籍干部加入中国籍长期留在中国工作，但在具体受理苏籍干部退籍问题时却设法留难，多方了解中国处理苏籍干部的方针，试图在此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使中方做出让步，允许苏籍干部继续留在中国的国家机关。苏联总领事提出：苏籍干部在党政军机关担任着各种不同的职务，尤其是伊犁苏籍干部人数较多，如果他们不愿意退籍，是否就遣返他们回苏？这个问题的解决要靠本人自愿，中苏双方只能说服不能强迫。由此，从1960年5月到1961年3月向苏领馆提出退籍申请者均未获得批准。②

　　此期苏联政策发生上述变化，应该说是别有所图的。毕竟，在中国党政军机构中保留苏籍干部，有利于苏联对新疆施加影响和控制。伊犁地区就有不少隐瞒苏侨身份的干部经常与苏联领事馆联系，汇报中方内部情况，提供各种情报，包括中共中央绝密文件，甚至有的民族干警还秘密领取苏联领事馆的工薪。③

　　总之，当这个庞大的苏籍干部、苏侨身份的干部群体人心思苏时，其对新疆各族群众的影响也必定是十分严重的。不少苏籍干部不仅在苏联大规模发展侨民的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在1962年的伊塔事件中成为坚决逃往苏联的一类人，其中有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或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满者，还成为煽动、组织及胁迫群众外逃的首要分子。例如，伊宁市文教界50余名苏侨教员曾带动500多名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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