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伊塔事件③发生后，中国政府一方面进一步严格苏联侨民身份的界限，规定新疆少数民族中凡同时持有苏联护照和新疆公安机关颁发的外侨居留证的人才是合法苏侨，只持有苏领馆所发护照者，其苏侨身份不能被承认，其所持护照为非法证件，须予没收；一方面开始清理在华苏侨。5月30日，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出通知，提出：根据中央对苏联侨民问题的指示精神，目前在处理苏联侨民申请出境问题的时候，“应当放宽尺度，简化手续”。“苏联侨民要求回归苏联的，应当迅速批准，尽快使其离境。”并且要求各地在接到通知后对现有苏侨人数加以核实，对未处理的申请出境案件做一清理，先迅速处理一批。通知还特别规定：“苏联侨民要求去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都可以批准，尽快使其离境。对这种人，过去要先经过苏联领事馆同意，才由我方签发出境证件。今后只要他们提出申请，就可以签发出境证。领馆同意与否是侨民本人的事，我们可以不去过问”。“苏联侨民中的政治嫌疑分子和接触一般机密的人申请出境，一般不要阻留，应当迅速批准，让其离境”。“申请出境的苏联侨民，如有未了民刑案件和债务纠纷，应当尽快设法解决”。“苏联侨民的中国籍直系亲属，要求一同出境，可以听其随走”。“我留学生带回的苏籍妻子，如果要求回苏联的，可以批准。但他们的丈夫要随走的，不能同意。”等等。关于苏侨离境的时间，通知要求大体以批准后一个月为限期，不可过长，而且到期不走的须予以督促。④

　　可以说，中国这时加速遣侨行动的方针与前述1954、1955年的有关方针相比，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其初衷不再是配合苏联的计划，支持苏联的建设，而是要全面清理在华苏侨，以期尽快铲除苏联在中国、尤其是在新疆地区的社会基础，所谓“遣侨这是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一个方面，要把修正主义在我区的腿子拔掉，我们就要想办法挤其出境”⑤，彻底肃清苏联的影响。

　　此后至1963年，根据中国外交部与苏方达成的协议，新疆方面按照简化手续的办法进行遣返苏侨的收尾工作，其中1963年侨务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全部遣送完苏侨，对坚决不走的苏侨严加管理。两年间伊犁地区共遣返苏侨7419人，中国籍家属37528人⑥。1964年，伊犁地区分4批遣返俄罗斯四教派分子100户559名；1965年，新疆方面又遣送去资本主义国家的东正教派分子、俄罗斯四教派分子及俄罗斯族苏人67户333人。到1966年全新疆还有外侨361人，其中苏侨201人。这些不走的苏侨、“半家户”，不仅人数寥寥，而且实际上还处于监控之下。①苏联在新疆的社会基础表面上被清理干净了。

　　苏联遣返苏侨这一政府行为的实际结果是，形成了一条返国苏侨与其留在中国新疆境内的亲属、社会关系进行联系的渠道，随着这种沟通的日趋频繁，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后，返国苏侨与新疆各族人民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事实上构成了新疆地区社会心理动荡的一种新的潜在性因素。

　　新疆苏侨的作用

　　苏联对新疆影响的加强与维持主要是通过新疆苏侨这个特殊的群体来实现的，其中苏籍干部、苏侨协会和返国苏侨扮演了重要角色。

　　其一，苏籍干部的作用。

　　如果说，苏侨是苏联在新疆地区影响深厚的社会基础，那么新疆、尤其是伊犁州党政领导机关中的苏籍干部则是这个基础的核心，他们拥有中国和苏联的双重国籍，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

　　苏籍干部是伊、塔、阿三区革命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当时，苏联派遣大批联共（布）党员和干部到伊犁发动革命，其中许多人在当地成立的军政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此外，一方面当地苏侨几乎全部积极地投入了运动，其中一些人后来走上领导岗位；一方面1947年三区割据后很多少数民族干部被发展为苏侨。这样，三区政府中存在大量苏籍干部就是很自然的了。由于苏联控制的三区在新疆和平解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原来的三区干部大多进入了新的政府机构，而三区民族军则整体编入解放军序列。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苏联政府仍然十分希望苏籍干部能在新疆新政府中任职。1949年末，苏联外交部曾电示苏驻迪化领事，不应反对推荐苏联公民作为新疆政府成员的候选人。对于从苏联公民中选出一些人，并推荐他们担任新疆政府机关的某些职务，苏联方面将在这些人的相应职务获得批准后给予明确答复。只是顾忌到自己的意图不宜表示得过分露骨，葛罗米柯授意苏领馆要让新疆地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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