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弄清通州谈判中清政府扣押英法谈判代表的原因，首先必须了解巴夏礼其人。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1825-1885），英格兰斯特拉福德郡人。早年丧父，由其叔父抚养成人。1841年来华谋生，并在澳门学习中文。1842年5月，充任英国驻华公使濮鼎查的随员，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56年代理广州领事，因入城问题与广东居民起正面冲突。“亚罗号事件”发生后，极力扩大事态，力主对中国出兵。1858年后，巴夏礼跟随英军北上，任专使额尔金的中文秘书，多次交涉都由他和中方人员进行。[③]

    对于巴夏礼，早在英法联军进犯京津之前，清政府方面对他就已经是印象不佳。在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俘虏叶名琛后被清政府任命为两广总督的黄宗汉，鉴于巴夏礼一手制造了“亚罗号事件”、在广州沦陷后实际操纵那里的政务，于1858年在对咸丰皇帝的上奏中，就已愤恨地表示：“天生巴夏礼，所以祸粤也，不去巴夷，粤难未已”[④]；他甚至还张榜悬赏：“生擒巴夏礼者，(赏)数万,杀毙者,数万”[⑤]。不仅如此，在英法联军进犯京津过程中充当英方翻译和谈判代表的巴夏礼，在清朝官员面前表现出来的傲慢无理，较之此前在天津谈判中的李泰国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言辞狂悖、咄咄逼人，令与之谈判的桂良等人心里多怀有怨恨之意，且认定其乃“主事之人”，额尔金惟其言语是听[⑥]。在通州谈判前的9月14日，咸丰皇帝在给钦差大臣载垣的谕旨中，也有明确的表示：

    “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该夷）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⑦]

    由此可见，咸丰皇帝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以传统“擒贼先擒王”的逻辑考虑问题，既然认定巴夏礼为“谋主”，那么扣押巴夏礼就是为了杜其奸计，为了打乱英法联军的阵脚，缓和局势。然而对战局的没有把握，又使咸丰皇帝在这则奏折中留下了“令其全数回河西务”的转圜余地。因此，尽管有了咸丰皇帝的谕旨，然而是否扣押巴夏礼，其关键还在于具体办理交涉时载垣等人的决断。

    天津谈判以破裂告终，英法联军向通州进发、直逼北京，清政府改派怡亲王载垣等到通州与英法谈判。经过四天的反复辩论，9月14日，载垣等接受了英法所提的条件，与巴夏礼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并就此认为矛盾已经解决[⑧]。不料在17日，巴夏礼又提出了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载垣等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⑨]，9月12日的会晤中并无此说法，且先前英俄两国也未开此先例，严厉拒绝了英法此举。但巴夏礼则认为，亲递国书乃国际惯例，没有必要列入谈判内容。双方坚持己见，相持不决。于是，载垣等一面向咸丰皇帝报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人擒拿羁留。而此前，僧格林沁因和局不成之势已显，早在张家湾以南重兵扼守，9月18日面饬恒祺时，又已有“事已决裂，应将巴夏礼等羁留在通”[⑩]之意，故在接到通知后，率部出动，截拿巴夏礼等英法人员39人。至此，通州谈判全面破裂。

    由此可以看出，扣押巴夏礼这一决定的最终做出，是由于巴夏礼节外生枝，提出了载垣乃至于咸丰皇帝都认为“万难允准”的亲递国书问题。当然，基于对现实的判断，载垣最终做出这样的决定，其中也有咸丰皇帝所说的铲除英法“谋主”之故。事后载垣就有奏折说：“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11]。

二

    现实的无情证明了清政府扣押巴夏礼、“该夷兵心必乱”的一厢情愿的空想，战场上的形势远非如其所料那般“谅必可操胜算”。9月17日，英法对于清政府扣押巴夏礼等人做出了强硬的反应，当日中午，清军惨败于通州张家湾。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清军再次节节败退。所以，即使清政府中主张杀巴夏礼的情绪高涨，如光禄寺少卿焦佑瀛、署户部右侍郎袁希祖等人联名奏请极刑处死巴夏礼[12]，咸丰皇帝也难断下决心，只在其奏折后朱批道：“是极，惟尚可稍缓数日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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