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虽索巴夏礼甚急，但联军的进犯并没有因此停顿下来。9月25日，英法两国拒绝了奕訢暂息干戈，所有天津议定和约一一皆准并派员定期会办的照会，并复照限期三日释还被押英法员弁，全部条件盖印画押，否则“登时领兵前进，攻破京师而占据之”[14]。随后两天，英法两国又反复照会要求放人，双方交涉一时以巴夏礼为中心。然而，奕訢发给英国公使额尔金的多次照会，意见仍与英法“先放人后议和”的要求相悖[15]。双方为此相持不下，额尔金遂于9月30日宣布停止交涉，将此事移交联军司令部处理[16]。10月5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德胜门、安定门两门，并于次日凌晨直扑清军守备空虚的海淀一带，在“无一兵一骑出而御之”的情况下，占据圆明园，与当地土匪一起，大肆抢劫[17]。

    在英法联军步步进逼之时，咸丰皇帝做出的反应是在三易钦差之后北走热河，留下恭亲王奕訢留守京城，督办和局。这个时候，热河成了遥制京城谈判的中心，随着战局的变化，清政府内部争论愈盛，政策摇摆不定，一步步制约着前台的谈判。八里桥战败后，原先积极主战的僧格林沁、瑞麟等因连战失利纷纷转变思想，深盼和议速成[18]。身在热河的咸丰皇帝，在了解到京城官兵战守失据的情形后，亦于10月2日下旨给奕訢等人：

    “……当谕令相机办理，朕亦不为遥制，总期抚局早成，朕即可及早回銮，镇定人心。……如肯遵照恭亲王等所给照会，退至张家湾一带，酌定适中之地，定期各派委员，将在津续定条约盖因画押，将巴夏礼等送回，固属至善；如必不肯遵行，或并无照复前来，不必待其进攻城池，莫若既将所获巴酋等全行送还，以示大方，尚可冀其从此罢兵换约，不值得为此数十夷丑，致令亿万生灵俱遭涂炭。”[19]

    咸丰皇帝虽然给了奕訢相机行事、斟酌办理的大权，但并未放松亲递国书一节。兵临城下之时，战心又起，复又主张放还巴夏礼应以和局已成为条件。这其间，咸丰皇帝态度的种种变化，对谈判前台的奕訢牵制极大。

    早在奕訢初上外交前台之时，战场上的形势就已不乐观。在拿不出任何退敌之策，万般无奈之下，奕訢最后还是将巴夏礼作为应付英法的砝码。由于英法索人甚急，奕訢因此认定巴夏礼地位非凡，奇货可居。故而从9月23日开始，一面与英法多有照会往来，要求先退兵，再画押(即订约)，最后释放巴夏礼等[20]；一面在巴夏礼身上寻找突破口，欲借以弭兵事，于是设法促使巴夏礼致函英法退兵。然而，与英法的照会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奕訢“俟贵大臣到京日，选择严肃处所，设立香案，由本爵代接贵国国书，置之案上，以昭礼敬”[21]的建议未被采纳；英法始终认为亲递国书，“此凡在礼义之邦，无有不知，无不奉行。遇有自谓礼议（义）之国，不用此礼相待，斯虽言称和好，而实滋他国之疑异”[22]。双方在国书是否亲递，先放人还是先和谈的问题上固执己见，不予妥协，巴夏礼被扣一事遂成骑虎难下之势。然而，奕訢并未按联军要求在三日之内释放巴夏礼，只是在9月29日将其移至高庙，款之以礼，并派恒祺、桂良等人多次游说[23]。10月3日，奕訢在给英使的照会中提出：“希照十九日（10月3日）本爵照复，我两国彼此酌量退兵，以便择适中之地，派员前往会晤，并照巴领事官与本爵所派委员面议妥办，永敦和好。”[24]然而，奕訢派员直接与巴夏礼谈判的意图仍然没有被采纳，额尔金在强大的军事后盾下，态度更为强硬，坚决主张留京员弁务必立即放出，不可更移。

    而巴夏礼被扣之后，态度桀骜不驯，对于奕訢等要求致书英法联军头目、促其停战议和之事多次予以拒绝。后虽有所松动，但仍然坚持写英文不写汉文[25]。移至高庙后，受到较高的礼遇。不仅有恒祺伴其闲话，东麟堂为其承办肴馔，后更有奕訢的重礼相赠[26]。故而答应致书城外，言：“恭邸人甚明白，中国相待亦好，暂缓攻城”。后又有两次致书城外，一曰：“退兵到张家湾，河西务，再候议局”；一曰：“令删去亲递国书一节”[27]。可惜的是，在巴夏礼身上取得的进展并未能阻止联军的步步进逼，兵临城下之时，双方仍为先定和约还是先放人的问题相持不下，局势再度僵化。巴夏礼在得知英法将继续进攻的消息后，在给威妥玛复函中表示:“不要为我等在此,遂阻进兵”[28]。

    交涉无果之下，联军很快进至德胜、安定两门。此刻的奕訢虽不敢违背圣谕，亦恐承担破城之责，因而急于了结巴夏礼之事，以阻止联军的进一步进逼。然而，正式应允放还巴夏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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