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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照大营将其擒获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19页。
[1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40~2347页。
[1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42页。
[14]《四国新档·办理抚局》，（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55年版（1966年），第246~248页。
[1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38、2358、2401、2405页。
[16]《四国新档·办理抚局》，第318页。
[17]《宝均奏清漪园静明园为洋人土匪抢掠请将郎中文明议处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 第2457~2458页。
[18]《僧格林沁瑞麟奏洋人大队并未前进官兵已难复振巴夏礼应加恩礼以为转圜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62~2363页。
[19]《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83页。
[20] 根据法国档案馆资料，奕訢在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之前，四度（分别是9月23、27、29日和10月1日）致函葛罗男爵抗议联军的进发，先签署和约再放人质。参见郁宗成《法国档案馆有关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史料》，《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第124~125页。
[21] 《奕訢为所有天津议定和约一一皆准并希派员定期会办事给英法照会》，《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133页。
[22]《英使为限期三日内释还被押英法员弁并应允全部条件盖印画押方能停止进兵事照会》《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135页。
[23]《钦差大臣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巴夏礼已提出住于高庙城内战守皆不足恃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81~2383页。
[24] 《奕訢为转送巴夏礼等信件并要求派员会商退兵事给英使照会》，《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154页。
[25]《奕訢等又奏派恒祺令巴夏礼致信英军未能办理片》，《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57页。
[26]《翁文恭公日记》，《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94页。
[27]《翁文恭公日记》，《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94~95页。巴夏礼第一封信中，除正文外，“旁写夷字一行。不知何语也？”（同书第442页），《西书中关于焚毁圆明园纪事》中有语：“十月二日，巴夏礼来书求衣，书尾有克罗以印度文附作暗记，谓此为中国人所逼写。”而《奕訢等由奏已委恒祺取得巴夏礼汉字信函片》（《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96页）中有：“惟旁有夷字数行，未能辨识，现闻密云县县丞黄惠廉能识夷字，已札饬调取，俟该员到京译出后，再行酌办。”可见当时已对巴夏礼留的这一手有所提防，然不知何故，书成后第二天，信就已抵联军手中。巴夏礼此举，对日后和谈进程有一定影响。
[28]《巴夏礼给威妥玛函》，《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407页。
[29]《奕訢桂良文祥奏洋人占据圆明园现退至卢沟桥驻扎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413页。
[3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421~2425页。
[31]郁宗成：《法国档案馆有关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史料》，《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第125页。
[32]《奕訢桂良文祥奏所发照会未经递到以至园庭被据留京王大臣已将巴夏礼放还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421页。
[33]《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446页。
[34]《奕訢桂良文祥奏英法照会带兵守安定门请派大员统带诸军以一事权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444页。
[35] 《奕訢为同意英法军强占安定门但须明定章程给英法照会》，《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177页。
[36]《僧格林沁瑞麟奏统兵不足御敌洋兵已经进城西北郊兵匪现饬拿办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452页。
[37]《奕訢等又奏前派员送和约用宝现派马队接护前来片》，《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456页。
[38]《额尔金爵士拟致恭王函》，《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449页。
[39]《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455页。关于这三十九名被扣押谈判人员的详细情况，“被捕的二十六名英国人中，有十三名——巴夏礼、洛奇、一名英国的龙骑兵和十名印度的塞克骑兵——得到生还”，“在被杀害的人中，诺尔曼、包尔卑、安德逊中校，一个名叫费浦斯的英国龙骑兵和八个印度的塞克骑兵的尸体被归还了；布拉巴宗海军大佐的生死不明”，“在被捕的十三个法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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