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威妥玛约见恒祺，称未接到昨日照会，并扬言除非立即放还巴夏礼，否则即行攻城[32]。此时的京城，危如累卵，民心大恐，难民逃兵累累不绝于路。京城中留守大臣一方面心忧城破，求抚之心愈切；一方面对奕訢久居城外，不肯亲自露面交涉多有不满。于是，在10月8日听闻咸丰皇帝已派出钦差宣谕戮俘后[33]，遂与恒祺公议将巴夏礼等八人释放，并由恒祺亲自护送至联军军营。

    此举一出，奕訢已是鞭长莫及。圆明园既失，所筹援兵未齐，剿抚均难措手；巴夏礼被释，更使和谈失去了人质上的依托。接下来的谈判举步维艰，圆明园的命运就更堪忧虑了。

三

    巴夏礼等八人被释放后，又经恒祺一番交涉，英法联军终于在10月9日撤出圆明园，退往黑寺扎营。对奕訢来说，“谋主”既释，人质外交就已经毫无意义可言。而对于英法联军而言，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此刻已是无所畏惧。于是照会奕訢，限13日交出安定门，否则立将京城攻开；又致函恒祺，立将所拿获之英法诸人，尚未送还者即日送还，以免攻破京城[34]。其意甚坚，不遵理驳。

    面对联军的逼迫之势，奕訢因拒绝入城而与留京大臣早有间隙，致使在这一问题上的决策有所不同。10月12日，奕訢在给英法的照会中严厉抗议英法焚毁和掠夺圆明园的举动，他在照会中指出：“照得本亲王前经派员以礼优待贵国巴参赞，并与妥商办理续约盖印画押各事宜后，即可以礼送还贵国之人，屡经知照贵国，是待贵国不为不厚。何以贵国兵丁扰及园庭，焚烧殿宇？贵国乃系知礼之邦，约束兵丁，素有纪律，岂有兵军肆意焚掠园庭，而两国带兵官及贵大臣推为不知之理？”[35]，然而，在奕訢允诺将释放在押欧洲人以拖延时日之时，城内留守大臣已共同商议，令恒祺前往敌营，告知巴夏礼于13日午时开安定门3[36]。至此，联军不废一枪一炮安然入城，反客为主，转有战守兼全之势，和谈终究还是失去了战略上的依托。

    事后，奕訢对城中大臣开门纳敌的做法虽多有责难，然事已成定局，京师内外受敌，故转而速求和议，询问额尔金、葛罗何日进城换约[37]。可是对英法来说，进城换约已是唾手可得之事，此时浮上水面的却是未被尽释的英法人员的问题。

    虽有奕訢“未尝苛待，居处适宜，待遇优渥”[38]的保证，然而于10月12日至16日之间，先后被送达联军大营的英法谈判人员，却是另一番情形。其中英人二十六名，死伤各半；法人十三名，七死六伤[39]。《泰晤士报》记者包尔贝更惨遭分尸之祸[40]。此等情形，对额尔金的刺激极大，作为英内阁任命的对华战争全权公使，不能保护前台的谈判人员，又怎向女王政府和公众舆论交代？遂决意对清朝皇帝虐杀外交代表的这一野蛮行为实施报复。额尔金14日拟就的信函中，一面斥责清政府违背国际公法，要求赔偿恤银英三十万两，法二十万两；一面以圆明园乃“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为由，要求将其毁为平地，并“由中国政府出款，建碑于天津，叙明此辈不幸之人拘获死亡等情，及英政府所要求之款，以为此背信暴行之罚”；同时告知奕訢，以上责罚未行之前，和议断不能成[41]。

    然而，英国此次的同盟法国却在焚园、立碑二事上与其多有分歧。对法军来说，严冬将至，军备不足，对清政府的这些过激的报复行为，易使奕訢畏难避遁，致使交涉无望，所以倾向于不提焚毁圆明园及天津立碑纪念二事，盼和议早成。往来信函中，针对火烧圆明园一事，法国人倾向于抢劫，不愿纵火焚毁，然英国人心意甚坚，其理由如下：

    “第一，被囚诸人，手足缚系，三日不进饮食，其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第二，若对于中国政府所为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不予以久远之印象，英国国民必为之不满。若现即与之媾和，订约撤兵而退，中国政府必以吾国人民为可以任意捕杀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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