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圆明园的断壁残垣上，我们来考察它100多年前的这一劫难，不能不使人痛感到清王朝茫然不察外情的积习之深、为害之大。巴夏礼事件解决中的外交失败，以惨痛的名园劫难向我们证明了传统封建国家外交的穷途末路。可见，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外交近代化已确实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舒牧、申伟、贺乃贤编：《圆明园资料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
    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
    4、（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四国新档·办理抚局》，民国55年版（1966年）。
    5、（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6、樊书华、黄诗玉、卞修权编著：《中华近世通鉴》（外交专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

    注 释：
[①] 笔者查阅《复印报刊资料索引》（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在1980至2001年的相关论文中没有“巴夏礼事件”这种说法，用“巴夏礼事件”一词在网上检索也未见相关记录。所以，本文中“巴夏礼事件”的提法还是首次使用。之所以以此命名这一人质扣押事件，主要是因为扣押的英法谈判代表中，巴夏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人物，英方索之甚急，中方也将其视之“谋主”，双方的交涉一度以巴夏礼此人为中心，故以这一代表性人物为该事件命名。
[②] 笔者所见关于巴夏礼事件的论述，在早期的中国通史书中并未提及，90年代以后的通史或近代外交史书中虽有所涉及，但多侧重其过程的描述。专论部分，则多集中于人质扣押原因的探讨，如童远忠《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通州谈判中方扣压英法谈判代表原因考》（《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唐喜平《试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扣押巴夏礼事件》（《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期）。
[③] 中国史学会主编：《人物传记：巴夏礼》，《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46-547页。
[④]《黄宗汉奏上年八月后广东洋务情形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95页。
[⑤]《黄宗汉又奏缕陈广州情形宜缓兵蓄威饬拿假冒义勇挑衅之人并与英议退城款项难筹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143页。
[⑥] 《桂良恒福恒祺奏和战急迫已概允所请通州军营应如何办理免致生疑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六），第2206页。
[⑦]《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290页。
[⑧] 9月12日至9月14日的谈判，事机尚为顺利，对于巴夏礼、威妥玛提出的咸丰八年所定条约（即《天津条约》）及桂良在津议定之续增条约八款一概允准的要求，载垣等奉咸丰“可许则许”的谕旨，除天津通商一条因桂良业已允许，难以反悔之外，其余各条均同意一经额尔金到通，即行盖印画押，再行进京换约，但其所带队伍，必须悉驻张家湾以南五里外，不许再进一寸。此外，并未别有要求。详见《载垣穆荫奏与巴夏礼等接晤给与照会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03~2304页。
[⑨]《载垣穆荫奏巴夏礼照会须亲递国书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14页。
[⑩]《僧格林沁瑞麟奏巴夏礼被获英兵进攻我兵退守八里桥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22页。
[11]《载垣等又奏巴夏礼复欲令僧格林沁退兵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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